文學界這些年曾有很多“熱”，後來不知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開始，又有了隱隱的東歐文學熱。一次，一位大作家非常嚴肅地問我和幾位朋友，你們為什麼不關心一下東歐？東歐人的諾貝爾獎比拉美拿得多，這反映了什麼問題？
這位作家擔心青年人視野褊狹。不過，當我打聽東歐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出乎意料的是，這位作家與我們一樣，也未讀過任何一部東歐當代小說，甚至連東歐作家的姓名也舉不出一二。既然如此，他憑什麼嚴肅質問？還居然“為什麼”起來？
有些談話總是使人為難。一見麵，比試著亮學問，甚至是新聞化的學問，好像打撲克，一把把牌甩出來都威猛駭人，語不驚人死不休，人人都顯得手裏絕無方塊三之類的臭牌，非把對方壓下一頭不可。這種無謂的挑戰和征服，在一些文人圈並不少見。
有服裝熱，家具熱，當然也會有某種文學熱。“熱”未見得都是壞事。但我希望東歐文學熱早日不再成為那種不見作品的沙龍空談。
東歐文學對中國作者和讀者來說也不算太陌生。魯迅和周作人兩先生譯述的《域外小說集》早就介紹過一些東歐作家，給了他們不低的地位。裴多菲、顯克微支、密茨凱維支等等東歐作家，也早已進人了中國讀者的書架。一九八四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捷克詩人塞浮特，其部分詩作也已經或正在譯為中文。
卡夫卡大概不算東歐作家。但人們沒有忘記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猶太區。
東歐位於西歐與蘇俄之間，是連接兩大文化的結合部。那裏的作家東望十月革命的故鄉彼得堡，西望現代藝術的大本營巴黎，經受著激烈而複雜的雙向文化衝擊。同中國人民一樣，他們也經曆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曲折道路，麵臨著對今後曆史走向的嚴峻選擇。那麼，同樣正處在文化震蕩和改革熱潮中的中國作者和讀者，有理由忽視東歐文學嗎？
我們對東歐文學畢竟介紹得不太多。個中緣由，東歐語言大多是些小語種，有關專家缺乏，譯介起來並非易事。其實還得再加上有些人文學上“大國崇拜”和“富國崇拜”的短見，總以為時裝與文學比翼，金鈔並小說齊飛。
北美讀者盛讚南美文學；而伯爾死後，國際文學界普遍認為東德的戲劇小說都強過西德。可見時裝金鈔與文學並不是絕對相關的。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字我曾有所聞，直到去年在北京，身為作家的美國駐華大使夫人才送給我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訪美期間，正是這本書在美國和歐洲熱銷的時候。《新聞周刊》曾載文認為：“昆德拉把哲理小說提高到了夢態抒情和感情濃烈的新水平。”《華盛頓郵報》載文認為：“昆德拉是歐美最傑出和始終最為有趣的小說家之一。”《華盛頓時報》載文認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昆德拉借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偉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權威性報刊也連篇累牘地發表書評給予激賞。有位美國學者甚至感歎：美國近年來沒有什麼好的文學，將來文學的曙光可能出現在南美、東歐，還有非洲和中國。
自現代主義興起以來，世界範圍內的文學四分五裂，沒有主潮成為主潮。而昆德拉這部小說幾乎獲得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好評，自然不是一例多見的現象。一位來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麼使歐美這些書評家和讀者們如此興奮？
我們還得先了解了一下昆德拉其人。他一九二九年生於捷克，青年時期當過工人、爵士樂手，最後致力於文學與電影。在布拉格藝術學院當教授期間，他帶領學生倡導了捷克的電影新潮。一九六八年蘇聯坦克占領了布拉格之後，曾經是共產黨員的昆德拉，終於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運。一九七五年他移居法國，由於文學聲譽日增，後來法國總統特授他法國公民權。他多次獲得各種國際文學獎，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一九六八年以前），長篇小說《笑話》（一九六八年），《生活在他方》（一九七三年），《歡送會》（一九七六年），《笑忘錄》（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九八四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