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移居法國以後的小說，多數是以法文譯本首先麵世的，作品已被譯成二十多國文字。顯然，如果這二十多國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麼對於中國的讀者和研究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值得遺憾的缺失。
現在好了，總算走出了一小步：這本書經過三個出版社退稿之後，終於由作家出版社同意作“內部讀物”出版，了卻了我們譯者一粧心願。
一九六八年八月，前蘇聯領導人所指揮的坦克，在“保衛社會主義”的旗號下，以“主權有限論”為理由，采用突然襲擊的方式，一夜之間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黨政領導人。這一事件像後來發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樣，一直遭到世人嚴厲譴責。不僅僅是民族主權遭到踐踏，當人民的鮮血凝固在革命的槍尖，整個東西方社會主義運動就不能不蒙上一層濃密的陰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強製遊行、農村大集中、知識分子下放勞動等等，出現在昆德拉小說中的畫麵，都能令中國人感慨萬千地回想起過往了的艱難歲月。
昆德拉筆下的人物，麵對這一切能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我們可以不同意他們放棄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念，不同意他們對革命和罪惡不作區分或區分得不夠，但我們不能不敬重他們麵對人侵和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深思他們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批判，還有他們的虛弱和消沉。
今天，不論是中國還是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內的改革，正是孕生在對昨天種種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溫和的和忿激的、理智的和情緒的、深刻的和膚淺的批判。
曆史傷口不應回避，也沒法回避。
中國作家們剛剛寫過不少政治化的“傷痕文學”。因思想的貧困和審美的粗劣，這些作品的大多數哪怕在今天的書架上，就已經黯然失色。
昆德拉也在寫政治，用強烈的現實政治感使小說與一般讀者親近。但如果以為昆德拉也隻是一位“傷痕”作家，隻是大冒虛火地發作政治情緒，揭露入侵者和專製者的罪惡，那當然誤解了他的創作——事實上，西方有反蘇癖的某些評家也是樂於並長於作這種誤解的。對於他來說，傷痕並不是特別重要，入侵事件也隻是個虛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現出來的是人，是對人性中一切隱秘的無情剖示和審斷。在他那裏，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同樣晃動灰色發浪用長長的食指威脅聽眾，美國參議員和布拉格檢閱台上的共產黨官員同樣露出媚俗的微笑，歐美上流明星進軍柬埔寨與效忠蘇聯人侵當局的強製遊行同樣是鬧劇一場。昆德拉懷疑的目光對東西方人世百態一一掃描，於是，他讓薩賓娜衝著德國反共青年們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對共產主義，我是反對媚俗（Kitsch）！
什麼是媚俗？昆德拉後來在多次演講中都引用了這個源於德語詞的Kitsch，指出這是以作態取悅大眾的行為，是侵蝕人類心靈的普遍弱點，是一種文明病。他甚至指出藝術中的現代主義在眼下幾乎也變成了一種新的時髦，新的Kitsch，失掉了最開始那種解放個性的初衷。
困難在於，媚俗是敵手也是我們自己。昆德拉同樣借薩賓娜的思索表達了他的看法，隻要有公眾存在，隻要留心公眾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們承認與否，媚俗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脫。
這樣，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學，由捷克走向了人類，由現時走向了永恒，麵對著一個超政治觀念超時空而又無法最終消滅的敵人，麵對著像玫瑰花一樣開放的癌細胞，像百合花一樣升起的抽水馬桶。這種沉重的抗擊在有所著落的同時就無所著落，變成了不能承受之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