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界的分化，需要良性的多元互動，於是不可回避知識公共性的問題，包括交流的語用規則問題。打倒一切，全麵造反，寧可錯批三千也決不相信一個，這種態度可以支持不正當的學術競勝，營構某些人良好的自我感覺，但對真正有意義的知識成長卻沒有多少幫助。在差異和交鋒中建立共約，在共約中又保持對差異的敏感和容忍，是人們走出思維困境時不可或缺的協力互助。這種共約當然意味著，所涉語義隻是暫時的、局部的、有條件的，並不像傳統獨斷論那樣許諾終極和絕對。因此它支持對一切“預設”的反詰和查究，但明白在必要時必須約定某些“預設”而存之不問；它讚同對“本質”和“普遍”的揚棄，但明白需要約定一些臨時的“本質”和“普遍”，以利局部的知識建製化從而使思維可以輕裝上陣運行便捷；它當然也讚同對“客觀真實”的懷疑，但並不願意天真浪漫地時時取消這一認識彼岸——因為一旦如果沒有這一彼岸，一旦沒有這一彼岸的導向和感召，認識就失去了公共價值標尺，不再有任何意義。這一共約的態度是自疑的，卻在自疑之中有前行的果決。這種共約的態度是果決的，但果決之餘不會有冒充終極和絕對的自以為是和牛皮哄哄。可以看出，這裏的共約不僅僅是一種語用策略，本身也是一個哲學命題。它體現著這樣一種知識態度，既不把獨斷論的“有”也不把虛無論的“無”製作成神話。與此相反，它願意方便多門，博采眾家，在各種符號係統那裏尋找超符號的真理體認，其實際操作和具體形跡，是既重視破壞也重視建設，在隨時可以投下懷疑和批判的射區裏，一次次及時建立知識聖殿。套用一句過去時代裏的俗話來說，這叫戰略上要敢於虛無，戰術上要敢於獨斷。
現代知識既是廢墟也是聖殿，更準確地說，是一些隨時需要搭建也隨時需要拆除的臨時建築。知識之間的交流，是各種臨時知識建製之間一種心向真理的智慧對接，當然就是一場需要小心進行的心智操作，離不開知識者們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會心，離不開必要的理解力和學術道德。可惜的是現代知.識生產的商品化和實利化，正在侵蝕這種公共秩序的心理基礎。我們仍然熱愛著真理，但常常隻愛自己的真理，即自己找到的真理，無法愛上他人發現的真理。專業於國學的人可以嘲笑西學家不知中國，專業於西學的人可以挑剔國學家不懂西方；碰到人文學者可以指責他不懂經濟，碰到經濟學家則忍不住地要狠狠侃他一通海德格爾和尼采。你說東我就偏要同你說西，其結果當然是雙雙宣布大勝。“完全無知”、“可笑至極”一類口氣大得很的惡語在論爭中信手拈來；學理上倘沒法接火便信口指責對方的“官方背景”或者“完全照抄”、“自我炒作”，做場外的恐怖性打殺，搶先給自己築建道德優勢。在這樣一些“三岔口”式的撲空和虛打之下，在這樣一些左右逢源和百戰百勝之下，知識還重要嗎？不，知識所有者的世俗利益，倒成了語言高產中最隱秘的原型語言，成了文本繁榮中最隱秘的原型文本。
真理被虛無之時，就是真理最容易實利化之日。現代的話語的遊戲化和話語的權利化，分別引領著虛和實的兩個方向，但這兩條路線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內在聯係，有著共同的社會背景。現代傳媒輸送著太多的學術符號，現代教育培育著幾乎過剩的學術從業者，因此我們選擇某個學術立場，可能是出於興趣和良知，出於人生體驗和社會使命的推動，但在很多情況下，也可能僅僅取決於知識生產的供求格局和市場行情，甚至取決於符號遊戲中一次次“學術旅行”或者“學術洗牌”。一個最煩傳統的人可能誤取古典文學學位，一個最願意做流氓的人可能投機法學專業，一個性格最為自負專斷的人卻可能碰巧寫下一篇關於民主和自由的論文。這樣做是要順應潮流，還是要鑽營冷門，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話語一旦出自我口，就很容易被言者誓死桿衛。它們本身不再是遊戲，而關涉到麵子、聘書、職稱、地位、知名度、社會關係、知識市場的份額、出國觀光訪問的機會、在政權或者商界的座席~這些好東西已供不應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權利可以產生話語，那麼現代社會中的話語也正在產生權利，產生著權利持有和權利擴張的火熱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