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哲學看來，整體大於或小於部分之和。因此鋸子的本質是鋸齒的組合而不是任何單個的鋸齒，蜜蜂的本質是蜜蜂的群體而不是任何單個的蜜蜂。正像鐵生願意把幾千本書看作一部多卷本大書那樣，這種哲學更願意把人看作是活了幾萬年並且布滿全球的一個霧狀生物，災荒和戰禍隻是這個龐然大物的局部潰爛，和平與繁榮隻是這個龐然大物的局部營養，哲學、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的燦爛群星則構成了這個霧狀生命的閃爍心思。總而然之，這種哲學需要一種奇特的想象，一種把“人”從“個人”中解放和超脫出來的想象。
“個人之於人類，正如細胞之於個人，正如局部之於整體，正如一個音符之於一曲悠久的音樂。”（見《病隙碎筆》之五）鐵生已經進入了這種想象。這也是整體人類在當代的偉大發現。因為鐵生並不僅僅是鐵生，而是鐵生所參與和承傳的心流，是無數陌生人共同構成的精神長征，將其命名為史鐵生，或者命名為屈原、莎士比亞、貝多芬、愛因斯坦等等，隻是一些不夠準確的臨時指代。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細胞”的每一個人都終會消亡，但並不影響公共靈魂繼續燃照茫茫暗夜。既然如此，死有什麼了不起呢？我們悲哀於一己的消亡，也就是人類共同體個別細胞的消亡，有什麼道理嗎？既然如此，靈魂怎麼可能會死呢？中國前人說“視死如歸”，就暗示了肉身隻是一個臨時寓所而我們的靈魂來於整體終將又要“歸”於整體。正是讀著這本《病隙碎筆》，我看見鐵生將輪椅輕輕一推，就跨越了生與死，跨越了瞬間與永恒。
把個人想象成“細胞”、“音符”一類局部，當然並不是要廢除人的個體性，並不是要強加一種集權倫理。整體是由眾多局部組成的，隻可能由眾多局部組成，因此任何對局部的傷害也就是對整體的傷害——除非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特殊處境，整體的保全可能需要有個別局部的犧牲。鐵生對這一點是很清醒的，因此在這本書中的很多地方，他甚至更多采取了一種個人主義的姿態，對曆史上種種壓迫個人、盤剝個人、取消個人的專製敘事保持深深警覺。其實這不僅僅是個人主義，也是整體主義的應有之義，因為曆史上那些壓迫；盤剝以及取消，同樣是對整體的掠殺，“文革”也許就是難忘的一例。更進一步說文革罪錯並不僅僅是對某些個體形成侵害，同時也是族受其戕和國受其傷。正因為如此，鐵生的個人主義並不一味放縱欲望，倡揚自由的同時，常常用愛願來補充和詮釋自由，對市井化的放辟邪侈——如果說這也俗稱為個人主義的話——同樣保持了深深警覺。
這是一場腹背受敵的雙向抵抗，而且是麵對一係列不可能靠理法推演而隻能在具體實踐那裏相對解決的難題。什麼是自由？什麼是剝奪了他人自由的自由？什麼是愛願？什麼是妨礙了他人愛願的愛願富貴者與貧賤者的兩份自由相衝突時怎麼辦？指向小鳥和指向鄰居的兩份愛願需取舍時怎麼辦？……靈魂並不能提供一本實用通行手冊，並不能預製實踐者在現實中分寸各異的隨機判斷。這便是宗教的局限，是終極價值追問的局限。
這種追問昭示著精神方向，但並不會指定每個人的日常路徑。這種追問是與上帝的對話，是思想的天馬行空，但並不能取代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各種世俗思辨和權宜安排。術可亂道，這是沒有錯的；然善無獨行，亡術亦非道——中外先賢一直奮鬥在這種道的有術和無術之間。
鐵生並沒打算在《病隙碎筆》裏完成一切。每一個聖哲即使沒有躺入輪椅，也不可能完成這一切。這沒有什麼關係。他們隻是人類靈魂不同的入口，通向共同的幽深、廣闊以及透明，在書架上向我們默默敞開。
2002年1月
關於《劉艦平自選集》
劉艦平為湖南人氏，體魄雄健，臂力超群，在角力遊戲中很少遇到對手。盡管如此，朋友們還是願意用“漂亮”甚至“嫵媚”這些較為女性化的詞，來描述他的麵容——尤其是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