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之爭，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據恩格斯說，馬克思先後五次否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見諸中文版《馬恩全集》第三十五卷385頁，第二十一卷541頁附錄，第三十七卷432頁，第三十七卷446頁，第二十二卷81頁一看來馬克思早已嗔出了主義的危險，不滿思想的標簽化。
鄧小平多年前提出“不爭論”，也一定是有感於“姓社”與“姓資”的主義之辯不過是麻煩製造者，是妨礙大局的亂源。這種閉嘴令，算是沒辦法的辦法，是紙上主義都不夠用和不合用的時候，舍名求實的一時方便。
兩個主義已經夠折騰人了。如果把西方成千上萬的主義都引入東土，從費邊主義到薩特主義，從修正主義到保守主義，從貨幣主義到福利主義，從達達主義到天體主義……這些高分貝理論尖聲一齊登場，誠然熱鬧，誠然讓人開艱誠然讓學者們業務興隆並且接軌西方，但對於解決實際問題來說，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更重要的是，麵對複雜多變的現實，“主義”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條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種療救社會的綜合方案，隨機應變和因勢利導的全部實踐智慧，如何能裝人一兩個單色標簽裏去？身邊的事實是，如果中國人要市場但少一點“市場主義”的狂熱，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麵的製度改革也許可以少走點彎路？如果美國人要資本但少一點“資本主義”的偏執，他們也不至於對金融資本失去節製，一頭栽進二。八年的金融風暴吧？
“主義”一次次成為製動閘失靈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邊界。
思想與文字的一體兩麵
近百年來，一批熱衷於西學的中國新派精英確有革新之功，但譚嗣同、劉半農、錢玄同、胡適、陳獨秀、魯迅等都曾力主廢除漢字，甚至有人主張全民改說法語，差一點鬧到了“凡中必反”與“凡舊必棄”的激進程度。不過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們還有機會討論下麵的問題。
中國人以前不說“主義”和“化”，大概與所用的語言文字有關。在論及人文話題時，中文少單詞，多複詞；少單義型單詞，多兼義型複詞，比如大國小家合之為“國家”，公道私德合之為“道德”，內因外緣合之為“因緣”，活情死理合之為“情理”……這一類複詞如雙核芯片，應付兩麵，布下活局，對關聯事物實行綜合平衡和動態管理。作為先賢們“格物致知”的語言特產，這類詞長於兼容和整合，長於知其一還知其二，連很多含義對立的事項也常常在中文裏組合成詞（東西、利害，痛快，褒貶等），幾乎都難準確西譯。這與中國古人喜歡“利弊互生”、“福禍相倚”、“因是因非”、“法無定法”一類說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脈相承。在他們看來，以道馭理，謂之“道理”；然而道可道，非常道，總是充滿著辯證的多義指涉，很難孤立地、絕對地、靜止地定義求解，因此上述詞語無非是實現一種八卦圖式的陰陽統籌，以中庸、中道、中觀之法協調相關經驗——這幾乎是中國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辭方法。包括一些借道日譯而產生的譯詞，也仍然順從這種修辭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