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位居關中平原，但接近於秦嶺山。自打記事起，就常聽到父輩們談及山，講述許多關於山的故事，所以，從那時起，我對山就有了一種好奇和向往。長到了半搭小夥，大人們進山砍柴，我硬是要跟著去，姐姐們上山采山果，我也是少不了，上初一的當兒，生產隊要蓋飼養室，又隨強勞上山杠木椽，這一切與山有關的行為，雖說滿足了對山的欲望和好奇，但在那個短吃少穿的年代，免不了會饑腸轆轆，備受艱辛，出力、流汗還不上算。因之，我對大山又產生了一種厭倦，甚至厭惡。
初中畢業，因極左思潮的泛濫，我失去了上高中的機會，由此也引發了我對那個“動亂”年代的憎恨和譴責。然而，我的父老鄉親們，我的地方行政長官，沒有忘記我，給了我一個新的生路，進山當教師，這在當時來說，真是天賜良機，對我來說是一個莫大的鼓勵和抬舉，所以，我與山又接上了緣，而且是在秦嶺深山。很顯然，當時的山，在我的心目中已不是先前所向往的那麼美好，而是潛藏著艱難、落後、貧窮，但這個機會又迫使我不能不珍惜，不能因此而嫌棄。於是，我一頭紮進大山，一呆就是6年。這6年裏，我認識了山的美麗和峻秀，領悟到了山的奧妙和艱險，熟悉了一個又一個憨厚實誠、勤勞善良的山中漢。
起初的時光，由於好勇、好強，我什麼都不怕，地方領導叫到那裏，就到那裏，而且一工作就是一年，那時，叫跨季度、跨學年，不離大山一步。當然，除了教學，還幫助村裏搞搞清算，收拾農田之類的事，再就是與村民一起圍獵、打狗熊、套野豬，帶領學生挖天麻、揀橡籽等。那時候，公社的父母官曾兩次到過我住的地方，手把手教我如何擀麵，如何夾老哇頭，又與我同枕一個熱坑頭，敘說山中的四季變化，山裏人的風土人情。之後，我了解到了該父母官是部隊轉業回來的，在深山已工作了十三個年頭，於是，我從內心裏非常佩服他。後來，我其所以在山區能呆下去，與這位老書記的感染是分不開的。當然，在工作之餘，伴隨的也有痛苦和寂寞，特別是在朦朧的雨季，單個人生活的時間裏，實有一種度日如年的感覺。那時候，環視山連山的屏障，仰觀小小的天空，時有惆悵與鬱悶湧上心頭。因之，我常常在彎彎的山道上跑步，以此驅除寂寞的困擾，或者把自己置身於書的海洋裏，肆意的窮吞著零打碎敲的知識音符，使年輕的生理機能盡可能的蕩漾在無邊無界的文字裏。
在我居住的高頭，有一所學校，離我15裏。那裏的校長兼同誌是一位“老三屆”，當過農民，任過政府的土記者，一肚子的墨水，人們稱他為“梁克思”。一次的工作會，我認識了他，他也熟悉了我，他向我講述為人的哲理，我向他學習語文中的修辭與寫作知識，因之，禮拜天，我倆常常在一起，不是他找我，就是我找他。一日，我閑得無聊，冒著風雪去請教於他，可是，偶然間，發現他砸透了鍋底，於是，我問他：“這是為那般？”他笑著對我說：“火生不著，飯無法做，發發悶氣。”我說：“那有這個生氣法！”那次，他給我了一本《狂人日記》和一本厚厚的《散文集》。
要放寒假了，學生家長送來了木耳、四季豆、正宗的幹肉，怎麼辦？收，還是不收，使我十分為難。一位家長說：“你看你，大雨天背娃過溝，謝都來不及呢！”另一位家長說：“小意思，我們山裏沒啥好東西，就這，收下吧！”無奈中，我領了他們的情意。第二年開學，我從山外給他們帶來了興時的衣料和香甜的糖果。
離我居住地的不遠處，有位年近80的老婆婆，他目光有神，聽力不錯。一次，我問她：“在這裏居住多長時間了？”她說：“誰曉得？七、八歲從山外到這兒的。”我有些好奇，繼續問，便得知她是關中道桑園堡人，在民國十八年的當兒，被人賣到了山裏，一住就是七十餘年。從那以後，我擠時間給她牽線搭橋，在桑園堡找到了他的老家，可惜，已經沒人能記得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