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卷而思，心潮難平，我和詩人陸偉然和評論家彭放提出同樣的問題：為什麼玲君到了延安以後就不再寫詩了？為什麼把自己的詩名隱藏的那樣深？白汝瑗的侄子、就是在英國發現他的詩集的白以龍（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在悼念叔父時寫了這樣一句詩：“天殷動地飛琴韻，國難驅才棄詩文。”白汝瑗的女兒以眾在回憶文章中說：“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他迷惘、困惑，尤其民族危機日益加重，促使他放棄了優雅舒適的生活，離開親人，迎著硝煙中的炮火，走上了尋求真理，實踐於社會的坎途，由子夜中的尋夢人，變成了革命的實踐者。”白汝瑗自己寫給老同學、北大教授郭心暉的信中說：“因為你是詩人，所以你對我的詩的看法，我是尊重的，你對我的詩的欣賞，我是高興的。我認為自己詩集的主題思想是：對當時黑暗環境的抗拒和對未來理想幸福的憧憬。詩中表達的抗拒是消極無力的，所追求的理想是迷惘和不明確的。詩集正好出版於一個舊時期的終結和一個新時期的開始，也是自己新生活的開始。這就是以後我寫不出那樣的詩和現在我還珍視它的緣由。”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白汝瑗是把一個追求光明的浪漫青年的詩情，化作了投身大革命投身大時代的革命激情。國難當頭讓他放棄詩文，在他看來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那是一篇更重要的詩篇，他隻能忘我地為此投入所有情感。這樣看來，白汝瑗作為一位有遠大抱負的革命者，放棄了自己的詩但並沒有放下手中的筆，他用另一種方式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也許，我們還可以從社會的人文環境來思考一個詩人“夭折”的原因。我從一位老報人的回憶文章中看到，作為總編輯的白汝瑗經常上夜班，有時為了一篇一版頭條電稿的標題，改了又改，推敲兩個多小時。在那樣緊張的政治氣氛中，誰還有詩意！白汝瑗的女兒以群在回憶中說：“1972年初，父親剛剛恢複工作擔任黑龍江大學黨委書記，又成了‘反複辟’的重點對象，在校園內隨處都是父親的大字報，麵對圍攻的聲浪，一夜之間，父親脫落了三顆牙齒，第二天還照常工作。在最困難的日子裏，家中時常回蕩著父親的琴聲--《我的祖國》。”麵對殘酷的政治風雲，白汝瑗喧泄自己憤懣和憂鬱的隻有琴聲（他的小提琴拉得很棒），沒有詩意！此情此景讓人想起魯迅的詩句：“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其實在極左路線橫行的年代，別說玲君無詩可寫，就是那些職業作家和詩人，又能寫出什麼傳世之作呢！作為黨的意識形態戰線的領導者，他經曆過多次政治運動中的文化批判，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胡風集團”的批判、對“小說反黨”的批判……他的“不寫”，也許是無奈的選擇和規避風險。
“玲君--白汝瑗”，是個不難解的迷。
在寫這篇文章時，黑龍江日報的同仁還沉浸在六十年慶典的喜悅中。我們以白汝瑗曾統領過我們而自豪。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優秀的報人，也是一位永恒的詩人。
2005年12月
（《玲君詩集》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龔江紅、吳英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