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前後榜合起來計算，祝諫一家中進士的人數倒並不算多。例如，唐代的薛播，兄弟七人早喪父母，但在伯母林氏的教育之下，七兄弟都先後在開元、天寶年間考中進士，薛播的兒子也是進士，一門兩代出了八個進士，實在少見(見《新唐書?薛播傳》)。唐代的崔元略，本人中了狀元，他的兒子、孫子及三個弟弟，都是進士，一門三代一個狀元五個進士，也較少見(《新唐書?崔元略傳》及《登科記》)。宋代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按照《王荊公年譜考略》的說法，是一門四代入進士，但其中包括王安石的叔祖父和堂弟，另外他的弟弟王安國是以“茂才異等”被“賜進士出身”，而不是正式考中，即使如此，一門三代五個進士，也非多見。
不過，一家門進士最多的，是清代的安徽桐城人張英，他本人在康熙六年考中進士以後，又有四個兒子、四個孫子和一個曾孫相繼考中進士，並且都曾進入翰林院。一門十進士，可謂空前絕後。據記載了這一盛事的《霞外捃屑》作者統計，在清朝一代，除了張英以外，一家數代(隻計直係)有五名進士的就有十四家之多，為避免繁瑣，不一一列舉了。 狀元家庭雖然受到人們的讚歎與豔羨，他們政治上的作為與文化上的貢獻，卻並不比沒有中過狀元的人更大更多。科舉史上的五對狀元父子和十對狀元兄弟，除了爭得了一時的殊榮以外，沒有一對成為著名的政治家或大學者，就是明證，這在一些既有狀元又有進士的父子兄弟當中，更加明顯。例如，唐代的大詩人白居易，隻是個進士；他弟弟白敏中則高中了狀元。論文學成就，白敏中遜色得多。白敏中雖然當過宰相，官做得大，但沒有什麼建樹，人品也不高，人們對他的譏刺多於讚揚，五代的寇湘，是個狀元；他兒子寇準，則隻是宋代的一個進士，但寇準是一代名相，寇湘卻因沒有多少作為而鮮為人知。明代的王華，是個狀元，他的兒子王守仁(王陽明)雖然隻是個進士，卻是一代著名學者，政治上的作為也遠遠大於乃父。明代萬曆初期的著名宰相張居正，也隻是個進士出身；他的三兒子張懋修是個狀元，二兒子張嗣修也是個榜眼，據說這兩兄弟的高中都有開後門的嫌疑，因而榮譽本身就有了虛假性，又追論作為(見《明史紀事本末》)。這種現象的存在，原因比較複雜，既有考試時的機遇，考試製度本身的弊端(如束縛頭腦的考題、形形色色的作假行賄等)，也有自身的原因，諸如短命夭折，因官場的傾軋而不能有所作為，爭得了榮譽就隻想鑽營利祿而不肯再有作為等等。這一切，都會使得狀元不如非狀元，狀元父子兄弟不如非狀元父子兄弟。
對於這一點，晚明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倒是看得比較透徹。這三兄弟，老大是個會元，另兩個都是進士。他們得知隻中過舉人的李贄學問大，見識高，就由袁宏道帶頭，勇敢衝破按科第高下看人的傳統習俗，主動去向李贄求教。袁家三兄弟後來能夠在晚明文壇上開創獨樹一幟的“公安派”(因他們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在文學史上爭得一席地位，和李贄對他們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為什麼父子狀元和兄弟狀元都出在唐代至北宋前期?原因很複雜，但以下幾種因素顯然起了主要作用。 首先，和文化的傳播技術有關。唐代雖已發明了雕版印刷，一直到晚期才開始用於印刷書籍，而且數量有限，直到北宋前期，印刷書籍的技術才較為廣泛應用。未發明印刷術，印刷術未廣泛應用，讀書主要靠手抄，文化教育就容易為較少的人壟斷，少數書香之家也就占有文化優勢，在科考中的競爭力就強。印刷術比較普及以後，少數家庭壟斷文化就要困難得多。
其次，和考試製度有關。唐代的科考，薦舉作用很大，出了狀元的家庭就提高了知名度，再加上他們家庭固有的文化優勢，很容易使知名度形成馬太效應，使人們感到“有其父必有其子”，“兄才高弟必有才”。當成績和別人差不多的時候，很容易把榮譽再添加上去，北宋前期開始，切斷了薦舉人對考試的影響，又陸續形成了一套考試的保密製度和更嚴格的回避製度，錦上添花的馬太效應就較難在科考中對一個家門起作用。 最後，和家庭教育也有很大關係，一些文化之家，教子較嚴，也比較講究方法，就可能使一家父子兄弟都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在這種情況下，其中的一個爭得了狀元，在家庭中會有很大的榜樣作用，很可能再激勵出個狀元來。這一點，在晚清張之洞的身上就表現得極為生動。本來，張之洞的學習水平，比哥哥張之萬高得多。由於他認為水平超過哥哥，就不大用心學習了。當張之萬中狀元之後，他才大受刺激，發奮努力，後來以探花及第。這最後一條，在文化較普及的時代，作用更為顯著。
【自薦的狀元和硬要的狀元】
狀元，是經過鄉試、會試和殿試才選拔出來的，難道能靠毛遂自薦或硬要而得到?不信嗎?還真有幾個人就是用這種方法得到了狀元，因而成為科舉史上的“奇跡”。 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春天，例行的會試就要開始了，剛剛被任命為主考官的禮部侍郎杜黃裳，家門前就已經車馬塞路，人湧如潮。坐車馬而來的達官顯貴，是來向杜黃裳推薦進士的人選，這其中有他們的子弟、親屬和學生，也有輾轉受托的人情關係。步行而來的則多半是京中沒有權貴親友的外地窮考生，他們擁前擠後地向杜家的守門人“投刺”“行卷”(刺，類似今天的名片，但要大得多。行卷，是呈遞自己的優秀詩文)。期望杜黃裳對自己的名字和才華事先有個印象，閱卷時能格外留心，高抬貴手。這豈不是在明目張膽地拉關係，走後門?但在唐代，這卻是正常現象。唐代的科舉考試，尤其到了考進士這一進入仕途的重要關口，薦舉人的權力，比考生答卷的水平、作用要大得多。如果沒有個後台，要過這道關口，簡直比登天還難。錄取的名額事先已經內定了，你的名字不在內定名單之內，答卷再好，也多半會不經考官過目就扔進了廢紙堆。
大詩人王維，少年時就顯示了超人的才華，考個進士該是不成問題了吧?他也要找薦舉人。他先找了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範。李範看了王維獻上的詩篇，讚歎不已，但這位權位顯赫的皇弟卻遺憾地說，如今最有勢力的薦舉人，是一位公主，我領你去找他試試。岐王領著扮成伶人的王維去拜見公主，剛向公主提起薦舉的事，公主就不耐煩地說，我手裏已經有了四五個名額，不行不行。岐王便叫王維彈琴。優美的琴曲，使公主聽得入了神。這時，岐王又遞上王維的詩文卷軸，公主看後更是拍案叫絕。岐王於是說，彈琴人就是作者，他要考進士，卻找不到薦舉人。公主這才仔細端詳了端詳王維，王維才十九歲，風度翩翩，更引起了公主的好感，她當即表示，就把王維作為第一名送給主考去辦理，其他的靠邊站(見《集異記》)。這樣，王維才在開元十九年順利地中了狀元。王維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由於薦舉往往比考試本身更重要，考試中的拉關係走後門也就愈演愈烈。中了進士的人進入仕途後也就會對薦舉人感恩戴德，投桃報李。於是，官場中又會形成複雜的幫派關係或私人勢力，轉而腐蝕朝政。對於這種腐敗現象，早就有人表示反對，但是積習已久，單靠幾個正直的人反對，又起得了什麼作用!杜黃裳是進士出身，為人正直，他深知這種惡俗之弊，也非常痛恨這種惡俗。自己改變不了這種惡俗，至少不沾上這種惡俗。所以，他接到知貢舉(主考官)的任命以後，就吩咐家裏仆從，不論什麼人，隻要是為考試的事而來，概不接待。他自己則早是住進考場中的主考小院，鎖緊了大門。
可是，走後門的惡俗，有一種無堅不摧無孔不入的神奇力量，來頭越來越大的“後門”，尾隨杜黃裳而來。他硬著頭皮主持了頭兩場考試，和手下人粗粗翻閱了一下考卷，竟然發現，“後門”們指定錄取的數量，大大超過了幾十年來基本上是三十名左右的錄取量，其中指定的前幾名都有好幾個。這些“指令性”名額，多半成績低下，不要說三十名，連一百三十名的線都進不了。不理睬嗎?杜黃裳感到不行，不但自己會被硬裝上幾條辮子罷官，考試也可能被宣布失效，拖累許多無辜的考生，他被那些“後門批條”壓得喘不過氣來，左思右想，隻好向考生們攤底牌。
第三場考試一開始，杜黃裳站在本該張掛考題的大門下，用低沉的聲音對全體考生們說：頭兩場的卷子已經看過，但是薦舉者太多，我無法確定錄取的名單和名次，諸位有何高見，助本官過這難關。 考場亂了，哭叫的，歎氣的，發呆的，冷笑的，自知無望正在收拾考試工具準備退場的，無所不有，就是沒有人發表高見。足足過了一炷香的時間，終於從廊廡的盡頭發出洪鍾般的聲音，“如果大人信得過，晚生願意協助評卷，保證做到以文衡才，公平錄取。”考生們一齊向說話的地方看去，原來是尹樞，他白須垂胸。已經七十多歲，詩文寫得很好，心地正直，又肯助人，但幾十次的考試都名落孫山，因而出了名，進過幾次考場的人都認得他。尹樞話音一落，五百多考生的大多數都連聲叫好。杜黃裳雖然心裏沒有底，但看到考生的這種情緒，也就決定姑且一試。
三場考畢，尹樞便當著眾考生的麵評起考卷來。他最後選出了第二到第三十名卷子，先讓不放心、不服氣及懷著好奇心的考生看，竟然個個無話可說，認為公正。杜黃裳看了以後，也感到挑不出毛病。但還少個第一名，他又問尹樞。尹樞理直氣壯地回答說，“狀元應當是晚生，卷子已由同年們傳看，請大人過目”。眾考生們也說，此科狀元非尹樞莫屬，不然何談公正衡文!杜黃裳看過這份卷子。感到比第二、第三名高出許多，就正式確定尹樞為狀元。這次從未有過的考生評卷，自薦狀元，使得那些奔走薦舉的權勢者張口結舌，目瞪口呆，隻好以下不為例而收場。 當新進士們向杜黃裳拜“座主”的時候，杜黃裳不等尹樞行門生禮，也不顧自己的官階，迎上去拉著尹樞說：“先輩，如果沒有你的鼎力相助，我就過不了這一關了。”主考官稱自己榜下錄取的進士為“先輩”，這又是從來沒有過的(以上參見《唐摭言》及《登科記》)。 尹樞光明磊落地自評自薦，當了狀元，眾人心服口服，成為千古佳話。有的人自薦狀元，手段卑劣，雖然因此而當了大官，卻留下罵名，給科舉史增添了笑料。晚唐陸
就是如此。陸去考進士的時候，唐僖宗因黃巢起義而逃到了成都。他為表示效忠，也跟著到了成都。在這兵荒馬亂之時，無法舉行科考。黃巢失敗，陸跟著流亡的小朝廷回長安，除了皇帝、後妃及少數大臣以外，主要靠步行，幾個月的時間，才走到興元(今陝西漢中附近)，已是人困馬乏，潰不成列。偏在這時，又傳來朱玖等將軍在長安附近發動叛亂的消息，流浪的小朝廷也就困在興元，並準備再次逃跑。這可急壞了陸，他跟隨逃難，是為了一旦太平下來，憑著伴駕的“功勞”順利地考個進士。現在有些伴駕的大臣都在私下打算各奔前程了，哪裏還有太平後開科取士的希望!於是，陸去找宰相韋昭度。因為一路上陸特別注意拍韋昭度的馬屁，已經給韋昭度留下了好印象，這次陸就直接地提出要求，以便加快了結他中進士的心願。在這逃難的路上舉行科考，簡直是兒戲，但韋昭度也有自己的算盤，即使兒戲一場，也可以造成朝廷正常的假象，爭取人心。
朝廷保住了，自己的宰相位子就會更牢靠。但是，在這流亡小朝廷中，找個主考官都困難，陸又趁機推薦了自己早已做過功夫的中書舍人鄭損。這時已是大熱天，好不容易才從逃難的隊伍中及附近縣裏撿來了一些考生，草草地考了三場。到寫榜張榜的時候偏沒人肯幹，陸又自告奮勇地擔此“苦差”，趁機把自己的大名寫在榜首，自封為狀元。黃榜一經公布，也就造成了既成事實。此後，陸就是憑著這樣一塊自己糊的狀元招牌，入了翰林院，又當了宰相。但是，每當遇上大熱天，同僚們都要在陸麵前挖苦說，“今天是造榜的好天氣”(《北夢瑣言》卷四)。 有的人沒有陸這種機會自封狀元，就通過強有勢力的後台，對考官公開威嚇，直到要到為止。唐文宗開成元年，高鍇知貢舉，考試開場了，一個叫裴思謙的人，拿著宦官頭子仇士良的舉薦信來向高鍇要狀元。仇士良雖然勢焰熏天，高鍇仍然感到受了侮辱，就當眾把裴思謙訓斥了一頓，趕他出考場。這裴思謙走時不但不知羞，不害怕，而且惡狠狠地丟下一句話：明年打斷了你脊梁拿狀元。第二年，高鍇果然又知貢舉，上一年的事他記憶猶新，因此告誡手下的人，任何通關節的書信都不準收。不料，一個穿紫色衣服(按，唐代最高級的官員才能穿紫色衣服)的人帶著仇士良的信來見高鍇，說是仇士良推薦裴思謙做狀元。高鍇推辭說，狀元已經有了，其他名次可以考慮。來人卻非常強硬地說，仇士良一定要以裴思謙做今年的狀元!高鍇心裏想，我去年已經當眾把裴思謙臭罵了一頓，那就看看他還有沒有臉來見我，便說：“那就讓姓裴的來見我”。來人冷冷地一笑說：“我就是裴思謙，高大人還想像去年那樣耍脾氣?”高鍇氣得說不出話來，但又一想，一手遮天的仇士良這樣一而再地要狀元，不能再頂下去了。這一榜，隻好讓裴思謙當了狀元。高鍇為保官位而屈從了仇士良，他那選才公正的清名，也就變成了看勢送狀元的臭名。
像仇士良這樣仗勢強行要狀元、要進士的，曆史上大有人在。明代中期的大宦官劉謹，在這一點上就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德三年的一次會試，劉瑾由於上一科推薦的幾個人未被錄取，這次就一下子開了五十個親信、同鄉等的名單，威逼考官們。軟骨頭的考官們為了保住烏紗帽，隻好額外擴大名額，讓那五十人全部榜上有名。 不過，有骨氣的讀書人也不少。唐代永泰二年的狀元裴樞就是其一。有一年，他正要考進士，他姨父薛邑恰恰被任命為主考官，特地到他家裏來說，你這次去應考，我一定讓你登金榜。裴樞卻回答說：“你知貢舉，我就絕不參加考試。”他父母都責備他不識抬舉，他更是堅定地回答說，我要“自抬自舉”，靠別人提攜，登上金榜也不光彩，果然，後來他憑著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狀元。
明代又有個王春卿(後更名)，參加崇禎元年的會試，頭兩場考得很好，但發現房師(一房即一個考區的閱卷官)是個投靠魏忠賢的無恥之徒，不願做他的門生，故意在答卷中夾進一些胡言亂語的內容，被這個房官斥為“病狂喪心”而落第。時隔不久，魏忠賢垮了台，那個房師也因而罷了官。王春卿四年之後考上進士以後，自豪地說，我雖然遲了四年中進士，卻未被無恥之徒汙染清名，很值得(《堅瓠集?壬集》卷三)。 在以追求利祿為奮鬥目標的古代讀書人中，裴樞、王春卿這樣重視名節的人實在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