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即軍事，在封建社會，一直被統治者當作國家的頭等大事。有一支良好的軍隊，政權就能鞏固，國家就能安定。但是，武科考試卻一直不太受重視，武狀元、武進士在人們眼中的地位，要比文狀元、文進士低得多。自唐代以來，武科考試幾乎沒有選拔出幾個真正的將才，更沒有選拔出幾個像舊小說所描繪的那種文武雙全的一世帥才。這就使得重文輕武的科考製度更加偏重於文舉。 武科考試，開始於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據《新唐書?選舉誌上》說，武科考試，和進士、明經一樣，都是由各州選拔推薦，舉送到京城，由兵部主持考試。考試的內容有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箭術，馬上的槍術，舉重、負重等體力考試，另外還非常注重身材。“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通典?選舉三》)。從這些記載來看，武科考試當時似乎隻是考試體力和武術，而不考試軍事知識。這樣，所選拔出來的人才，至多隻不過是個優秀的士兵，而難以成為合格的將才。這就難怪，唐代的著名將領，沒有一個是通過武科考試產生的，人們也認為，“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新唐書?選舉誌上》)，很不重視，根本不能和進士、明經考試相比。
宋代的創立者趙匡胤是武將出身，在陳橋兵變中被眾將領“黃袍加身”，擁立為皇帝。他十分懂得軍權的重要性，但他更懂得，隻有把兵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皇帝的寶座才能坐得安穩。因此，他以“杯酒釋兵權”，把重要將領的兵權全部解除。給他們以名義的高位和優厚的俸祿，讓他們安享富貴，而不與聞國政，不插手軍隊。與此同時，他又挑選了一批兵“樣子”，即身材魁梧、武藝精湛的士兵，按照這種兵“樣子”，把全國軍隊的優秀士兵全部挑選到京城，充當皇家的衛隊，確保自身的安全。這樣，他就不關心武科的考試了。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試著舉行了一次文武才幹的考試，但近五百名應試者，“業無可采，上馬則隕”，隻好全部取消。到宋仁宗天聖八年，又曾開設武科，考試內容與唐代不同，既有武藝的較量，又有軍事知識的考核，以後者的水平進行取舍，以前者的水平分別高下，宋仁宗還親自主持過對十二個武舉人的考試(《宋史?選舉誌三》)。由於國家承平日久，再加上重文輕武的偏見，武科考試又很快停止了。一些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居安思危，應當加強戰備教育，以應付必不可免的外息內憂，如蘇軾在這之前就寫過著名的《教戰守策》等一係列論文。但是，統治者對武科仍不重視。直到南宋，國家偏安一隅，時刻都有戰爭的威脅，武科考試才係統化、製度化，和文科的進士考試一樣，分為鄉試、省試和殿試三級，殿試及格者也有武狀元、武榜眼、武探花等名目。據《夢粱錄》卷三《試人赴殿試唱名》記載，“除武舉進士，皆循文科例，賜進士及第及出身。”前三名分別授秉義郎、從義郎和保義郎，“俱殿步司正副將之職。”但是，武科每次錄取的人數，往往隻有數十人，不及當時進士科的十分之一。
而且，武科考試的目的，主要是給那些“久不知兵”的將家之後一個做官的機會，授予的秉義郎、從義郎之類的官職，都隻是宮殿的護衛，儀仗官員，完全是擺樣子用的，對國防事業不起任何作用。這就難怪，南宋的武科考試雖然製度化了，邊防卻日益惡化，一經戰爭，就潰不成軍。 元代科舉，隻有文科，沒有武科。由於民族偏見，當時不僅不準漢人習武，連鐵製農具都由政府控製製造和出售，私藏兵器者要作為謀反處罰，漢人聚眾打獵、祠禱，也被禁止，以防止人民的反抗。元代的士兵，是由蒙古人、色目人的各地駐軍世代培養，也不采用武科選拔。
明代，朱元璋即帝位的前一年，就已決定“設文武二科取士”。但是，文科開設了好幾科以後，朱元璋才決定立武學，用武舉，應試的對象，仍主要是武臣子弟。這大約是因為，朱元璋自以為，他是不學自通，“以三尺劍定天下”，他的那批為他平定了天下的大將，如徐達、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未曾進過武學，所以對武舉抱有偏見，很不重視。直到天順八年，明英宗才決定各省進行武科選拔，再由兵部和總兵官一起進行策略和弓馬的考試。但就在這一年，英宗死了，計劃也就束之高閣。此後，到了成化、弘治年間，才逐漸實行了和文科考試類似的武科，不過，會試的考官，卻由文科出身的翰林二人主持，這種奇怪的做法，正反映了對武科的傳統偏見。到萬曆時期，武科考試的內容倒是比以往各代進步多了。三場考試中，第一場要試騎馬、步射及刀、槍、劍、戟及拳搏等武技；第二場考試營陣、地雷、火藥、戰車等軍事知識；第三場考試兵法、天文、地理等知識。可惜的是，設想雖好，卻未付之實施。直到崇禎之時，才又開始，並且實行了明代未曾實行過的武科殿試。由於官場的黑暗，使首次殿試受到破壞，眾多應試者中，隻有兩人能舉起一百二十斤的大刀，其中的一人卻偏被作弊的考官摒棄。經過重試，才被錄取。這時農民起義軍已經遍地烽火，崇禎雖然急盼通過“奇謀異勇”的特科選拔武士，保護他的寶座，但是懾於農民起義的強大威勢，沒有人肯再為這個朝不保夕的腐敗朝廷賣命。特科詔頒發之後，竟沒有人應試，形成了武科考試的一大奇聞。
清代的武科考試，沿襲了明代開創的體製，但比較正規和完備。武科共分四級，第一級的應試者稱武童，考試及格者稱武生，相當於文科的秀才。第二級稱鄉試，隻有武生才能應試，及格者稱武舉人。第三級是會試，應試者是武舉人，及格後再經過一般不再黜落的第四級考試——殿試，也分三中，名稱和文科一樣，隻是前麵加個武字，如武狀元、武進士等。順治時，一甲三名分別授參將、遊擊、都司等武職，雍正時改為分別授一等侍衛和二等侍衛，這樣，武科考試又由選拔武職官員變為皇帝衛隊的裝飾了。
武科的考試內容，分為內、外場，即文、武兩個方麵。外場考試馬射、步射及開弓、舞刀、掇石(舉重)等，早期重在技勇，後來強調刀必舞花，有些花架子了，箭靶的距離也逐漸縮短。內場考試上要是默寫《武經七書》中的一段及策一道。由於應武科的文化水平很低，即使幾百字的策也很難寫得出來，後來就改為隻默寫一百多字的一段《武經》。即使如此，仍然錯字連篇，原文中的“一旦”，會寫成“亙”字，“丕”字根本不認識，則分寫成“不一”。至於考卷中的行文格式，許多人更是一竅不通。例如，相當於文科考試自稱“臣”的“生”字，按規定應在豎行內偏右並把字寫得稍小一點，但有些人隻事先聽說“生”字應當這種寫法，就連“生機”、“生物”的“生”字也一概偏右縮小(趙翼《簷曝亭記?武闈》)。即使如此，隻要外場考試及格，就一概錄取。武考的水平，也就可見一斑。
武科考試中的奇聞逸事也不少，嘉慶二十四年，殿試結束後舉行臚傳——公布名次的儀式的時候，狀元徐開業、探花梅萬清二人，都忘記了這個大典，沒有到班。一連喊了幾次名字，都不見他們的人影。本來喜衝衝的嘉慶帝，忽然變色大怒、當場革去了徐開業的狀元和一等侍衛，梅萬清的探花和二等侍衛，隻留下武進士的資格，但又罰停止下一科的殿試。這樣，原定為第一甲第二的秦中英，就被臨時補為狀元和一等侍衛，榜眼和探花則都出缺，於是，這一次就變成了一甲隻有一名的武科，自古未有。 由於武科不重視文化素質，到光緒後期，創辦新式的武備學堂，招生考試中仍然鬧出笑話。招生考試的試題是《管仲論》，有個考生隻能背孔孟之書，而無法回答題目，就寫道：“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HT5”，6”〗礻〖KG-*2〗壬
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一褒一貶，大聖人尚無定評，餘小子何敢論?”這樣一篇作文，竟也被錄取。 清代的武科考試，雖然製度比較完備，但考試內容十分陳舊，不但死記硬背《五經七書》，連紙上談兵也難；就是一味地騎射、開弓、舞刀等，也遠遠脫離槍炮火藥等先進裝備的現實。以弓箭、大刀對付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一次次慘敗。直到一八九八年，有人奏請武科考試改習槍炮，仍然被否決，真是愚昧透頂。這也不奇怪，雅片戰爭時期，林則徐被撤了職，竟有人異想天開地用黑狗血之類的避邪物阻擋帝國主義的炮彈，結果自身被炸得粉身碎骨。定海之戰前夕，一位新赴任的統帥，不去研究如何克敵，而是先到杭州靈隱寺抽簽，選黃道吉日開戰，用屬虎的將領在寅日、寅時出兵，自然又是慘敗。直到義和團之時，仍然是念著咒語，舉著古老的大刀赤膊上陣，去和武裝到牙齒的八國聯軍肉搏。這次慘敗，才促使統治者永遠廢除了陳舊的武科考試。 我們的國家，自周武王時起，就開始了一個新王朝一旦建立，便有偃武修文的傳統，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被認為是太平盛世的標誌。“兵”，總被認為是個不祥之物。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之下，武科雖設，卻大半如同兒戲，曆代的武科幾乎沒有產生一個真正的將才、帥才，這也就是不可避免的。這個曆史的教訓是極為深刻的。
【真真假假女狀元】
清代乾隆年間，女作家陳端生創作了一部長篇彈詞《再生緣》(按，陳端生寫到十七卷即因病去世，後三卷由女學者梁德繩補成)。書中的女主人公孟麗君才華出眾，女扮男裝考上了狀元，又很快當上宰相，為國除奸，扶傾定危，後與失散的未婚夫皇甫夢華巧遇，脫去朝服換紅裝，成就美滿婚姻。這個故事，今天的越劇等地方戲，仍然以《孟麗君》的劇名上演。
遠在陳端生之前，明代著名戲曲家所作《四聲猿》雜劇中的《女狀元》(又名《春桃記》)，也是寫的一個叫黃春桃的姑娘女扮男裝中狀元的故事。徐渭還在劇本中高呼：“世間好事屬何人?不在男兒在女子!”認為女性的才華並不亞於男性。 孟麗君的故事，完全是作者的虛構，遍查作為孟麗君生活背景的元代，不但沒有一位女狀元，也根本沒有女性參加科考的記載。當時朝中掌握實權的高官，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西北地區參與蒙古政權的各少數民族)，也就更不可能有漢族姑娘女扮男裝當上實權宰相的事。至於黃春桃，倒是有一點曆史的影子，但與《女狀元》相去甚遠。據《陔餘叢考》、《堅瓠集》等書的作者考證，五代時的前蜀國，確曾有一個女扮男裝進入官場的女性，但她不叫黃春桃，而是叫黃崇嘏。她父親曾在四川當官，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父母相繼去世以後，她女扮男裝，與老保姆相依為生。有一次縣城發生大火災，她受誣陷被捕入獄，她寫詩辯冤，宰相周庠看後，感到驚奇，便親自召見。黃崇嘏估計周庠不會有惡意，就自稱“鄉貢進士”(地方政府貢送到朝廷參加進士考試的讀書人)。周庠問明她確實無辜蒙冤，又當場讓她做了幾首詩，果然才華不凡，就下令釋放了她，並薦舉她當了宰相府的司戶參軍。黃崇嘏到職以後，辦事極為幹練，一些積壓多年的疑難案件也很快審理清楚。周庠非常喜歡這位“才子”，見她年紀輕輕，還沒有成家，就主動提出把心愛的女兒嫁給黃崇嘏。正當周庠等候黃崇暇送聘禮的時候，黃崇暇卻送來一封辭職求隱的信，並附了一首詩，“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椽，永拋鸞鏡畫娥眉。立身卓爾青鬆操，挺身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原來黃崇嘏是個姑娘。周庠順從了她的意願，贈送了一筆生活費，讓她隱居去了。此後她的去向無人知道。從這些史料可以看出，黃崇嘏隻是自稱“鄉貢進士”，而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更沒有中過狀元。文學家把黃崇嘏的事跡加以渲染，讓她女扮男裝中狀元，說她雖是“裙釵伴”，卻有“立地撐天”的才能，實際上和花木蘭、孟麗君這些形象的塑造表達了類似的意願，是對重男輕女的傳統封建觀念的一種挑戰，為深受壓迫的女性鳴不平。
如果說黃崇嘏的女扮男裝還隻是被動地應付環境，卻另有一些人，倒是為了對男性壟斷官場表示抗議而故意女扮男裝。南朝齊代的東陽(在今安徽天長縣西北)女子婁逞就是如此。婁逞雖然生長在貧窮的鄉下，但才智不凡，能文能詩，被士大夫們視為高雅的彈琴下棋，她也精通。她聽說京城裏的達官貴人們就是憑著這些技藝自命不凡，混跡官場，很是不平，就女扮男裝到金陵城去拜訪那些達官貴人，和他們談文理，比棋藝，使得顯貴們肅然起敬，爭著邀請她到府裏作客。有些人還認為，婁逞這樣有才華的人竟沒有得到一官半職，是朝廷遺棄了人才，就薦舉她到重鎮揚州當了議曹從事(州官的顧問)。婁逞到任以後，辦事有條有理，見解也在他人之上，很受敬重，但是日子一長，婁逞漸漸疏於防範，終於被發現她竟然是個女子。這一下可不得了，一個隻應守在閨門的女子，竟然出來當官，管理男人們，這還了得!於是，婁逞被立即削去官職趕回老家。這還不算，當日那些曾把婁逞奉為上賓的達官顯貴們，竟然把臉一翻，信口雌黃，大罵婁逞是個招災惹禍的“人妖”，胡說什麼近幾年水旱災害不斷，邊境多次發生戰事，都是婁逞這個“人妖”引出來的(詳見《南史?崔慧景傳附婁逞傳》)。這種胡言亂語，不但暴露了達官顯貴們的昏庸愚昧，也說明男尊女卑的觀念是多麼頑固。
相比之下，更早一些的前秦皇帝苻堅卻要開通得多。由於戰亂，儒家重要經典《周禮》已經散失，連熟悉《周禮》的人也找不到。苻堅是羝族人，感到這對籠絡漢族人心鞏固政權非常不利，就下令四處尋懂《周禮》的人。當他得知大常卿違逞的母親宋氏精通《周禮》的時候，立即把已經七十多歲的宋氏請到朝廷，專門建造了一幢學舍，又挑選了一百二十名學生，讓宋氏為他們講學，這樣，已經有絕學危險的《周禮》才得以重新興起。為了表彰宋氏的功績，苻堅特地封宋氏為文宣君(詳見《晉書?列女傳》)。這是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曆史中，女性得到的最高學術封號。 自婁逞以後，女扮男裝進入官場、軍隊的事，幾乎曆代都有，但是，如果她們不像花木蘭那樣在功成之後及時退出，當家庭婦女，一經暴露身份，不論怎樣有才能，都無法在官場呆下去。這是因為，封建時代的官場，是男性的專利。大男子主義者一向信奉“牝雞無晨”(《書?牧誓》)的古訓，認為女性參與政治活動，就和母雞叫明一樣，是反常行為，必然禍國敗家。就連武則天這樣的有才幹的女皇帝，都一直受到非難，何況一般女性。由於頑固的男尊女卑觀念作怪，我國自從開始科舉考試以來，就一直把女性排斥於科場的大門之外，盡管才女輩出，不讓須眉，卻都隻能老老實實地呆在閨門裏麵。
當然，個別朝代裏也出現過女進士，例如明代有個叫林妙玉的姑娘，到宮廷參加女童考試，就曾被授予女進士的稱號。另一位姑娘沈瑩中，與朝官沈庭禮認了本家以後，有機會進入皇宮，充當宮女。嘉靖皇帝為了選拔一些知書識禮的宮女當後宮妃嬪的教師，進行了一次考試，沈瑩中考了個第一名，當上了教師。沈瑩中的鄉親們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莫大的光榮，尊稱她是“女閣老”，即女宰相。其實，林妙玉也好，沈瑩中也好，參加的都不是正式考試，雖有進士之名，閣老之譽，卻不是真正的進士、閣老。
不過，中國曆史上還真的出現過女妝元，但這不是封建政權科考產生的女妝元，而是太平天國時期在科考中產生的女狀元。太平軍從金田起義時起，就有大批女性與男子們並肩戰鬥。為了加強管理，維護軍紀，太平軍中的女戰士專門編為女營，各級指揮官也都是由女性擔任。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後，又任命了一批由女性擔任的丞相、尚書等文職官員。為了吸收更多的有文化的婦女參加政權管理，太平天國在實行男科取士的同時，又專門開設了女性參加的科考。這是中國科舉史上破天荒的事件。上元(今南京)人吳承杭，以他太平天國時期在南京的親見親聞，寫了一組《金陵紀事雜詠》，其中一首就提到，“棘圍先設女科場，女狀元稱傅善祥。”作者在詩下還特地加了個小注說：“賊將(指太平軍將領)女館內識字女子考試，取傅善祥為第一，喚入偽府，令司批答。”謝介鶴的《金陵癸甲紀事略》也說，“有傅善祥者，二十餘歲”，考中狀元後，在楊秀清的東王府中擔任女簿書，“凡賊文書，皆歸批判，頗當賊意。”《清稗類鈔?考試類》則把傅善祥稱為傅鸞祥，這大概是“善”、“鸞”音近而誤傳。這段記載介紹說，傅鸞祥是金陵傅槐的女兒。她參加科考時，考官是湖北人張婉如和安徽人王自珍，也都是女性。考試中有一道題目是取自《論語》的“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參加考試的有二百多人中，唯有傅鸞祥一反傳統觀念，“力辟(批判)‘難養’之說，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證明女性也大有作為，孔子的歧視婦女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這一反對男尊女卑的立論，敢於批判千古聖人的勇氣，深受洪秀全的讚賞，親自選定她為狀元，並安排她戴上花冠，穿上禮服，在樂隊的伴奏下遊街三天，然後把她召入府中擔任簿書。至於傅善(鸞)祥的以後情形，則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她生病而死，有的說太平天國失敗後，城破被殺，也有人說她後來埋名隱姓當了尼姑，傅善(鸞)祥的下落不明，她參加科考的檔案也在南京城破時毀於戰火，以至我們對我國曆史上惟一的女科考，女狀元，不能有更多的了解。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社會裏，女狀元隻能出現在某些文藝作品中。太平天國開設過正式科考，選取過女狀元，但太平天國的男女平等思想很不徹底，所以還隻開設女科場，而沒有男女同場考試。太平天國以後，不斷有比較先進的思想家大聲呼喊創辦女校，讓女性受教育。直到一九○二年，蔡元培等人才創辦了由中國人開設的第一所現代女子學校。辛亥革命以後，才開始提倡小學男女同校學習，國立大學的男女同校，直到一九二○年才得以實現。女性與男性平等受教育的問題，竟然經曆了這樣艱難的曆程，新中國成立以後，才真正解決了男女平等受教育的問題，並為廣大女性和男性一起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開拓了最廣闊的前途。如今雖然早已沒有科舉考試了，但是，在三百六十行中，行行都湧現出許多女狀元，而且都是封建時代的狀元們無法與之相比的女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