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於1636年，畢業校友中有6人先後當選為美國總統，還有很多人成為傑出的文學家和科學家。
馬薩諸塞理工學院
1861年創辦於波士頓，後遷入劍橋，是美國從事科學和技術方麵教學和研究的中心之一。我國習稱“麻省理工學院”。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
擁有美國最多的諾貝爾獲獎者，是美國最大的研究生院，創建於1868年。〖JP〗
斯坦福大學
建於1885年，位於美國“矽穀”加利福利亞州，從1988年來，斯坦福理、工、商、教育學院均排名第一，是目前美國排名第一的大學。
劍橋大學
建於公元13世紀，設有31個學院，牛頓、達爾文均出自該校。
牛津大學
建於公元12世紀。是英國最古老的大學，也是歐洲曆史最長、影響深遠的大學之一。文科學術水平世界一流，培養出眾多有影響的政治家、法學家、文學家。
巴黎大學
歐洲最古老的高等學府之一，建於12世紀後半葉。有13所獨立的綜合性大學，各校在專業設置方麵各有側重。
東京大學
建於1877年，是日本近代第一所大學。在日本社會影響最大，有許多政府官員、參議員、眾議員和日本一流企業管理人員出自該校。
【世界著名的圖書館】
美國國會圖書館
建於1800年，設立於美國國會大廈附近。是美國國家圖書館，世界最大的圖書館。館藏達8000多萬件，圖書館總麵積為40萬平方米。
哈佛大學圖書館
美國曆史上最悠久的大學圖書館，世界上最大的大學圖書館。目前藏書量已超過1000萬冊。
英國圖書館
即不列顛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1973年在英國倫敦建立，現有藏書2000多萬冊。
中國國家圖書館
原名北京圖書館，世界第四大圖書館。藏書量二千多萬冊。
【世界著名的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直譯為“不列顛博物館”。建於1753年，是近代博物館中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博物館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綜合性博物館。每年參觀者多達300—400萬人。
盧浮博物館
又稱盧浮宮，位於巴黎市中心，在著名的塞納河西岸。它是世界上最為著名的綜合性博物館，建於13世紀。以其輝煌燦爛的曆史、珍貴的文物聞名於世。
梵蒂岡博物館
全稱為“梵蒂岡博物館和藝術陳列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館，位於意大利羅馬聖彼德廣場北麵。彙聚了曆代教皇和教廷收集的數量巨大的藝術品、與宗教有關的工藝品和各種圖書。
美國自然博物館
又稱紐約自然史博物館，創建於1869年。位於紐約中央公園西側，是世界上麵積最大的一座自然史博物館。
【中國著名大學】
文理科綜合大學有：
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複旦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
理工農醫類大學有：
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天津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同濟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醫科大學等；
師範類大學有：
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
【中國著名的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是一座綜合性研究圖書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圖書館、國家總書庫。它的總館位於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園北，分館位於市區北海公園之濱。目前，館藏總數有2千多萬件。原名北京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
創建於1952年，館址位於南京西路325號，現有藏書1千多萬冊。
天一閣
中國古代最大的私人藏書庫，由明代範欽建於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位於今浙江寧波月湖之西。原有藏書7萬多卷，屢經盜禍，至建國時僅存13萬多卷，現有8萬多卷藏書。以明代刻本、抄本和地方誌、登錄科最為珍貴。
【中國著名的博物館】
中國曆史博物館
1912年創立的中國曆史博物館位於北京市天安門廣場東側，占地麵積45000平方米。中國曆史博物館主要征集、收藏反映我國不同曆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著名曆史人物、重大曆史事件和各民族曆史發展等的文物資料，以及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
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
占地麵積46000平方米，建成於1959年，位於北京市天安門廣場東側。它是中國目前近現代文物收藏量最大的博物館。
故宮博物院
位於北京市中心天安門內，是在明清兩代皇宮(紫禁城)及其收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明清宮廷曆史、宮廷建築和古代藝術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性國家博物院。
上海博物館
建於1952年，位於上海市人民大道201號，是一座綜合性的博物館。
南京博物館
位於南京市朝天宮4號，是地方性曆史藝術類博物館。
陝西曆史博物館
位於西安市小寨東路91號，現有文物藏品115000多件，基本陳列按陝西古代曆史順序陳列。
【語言小史】
遠古時代，不同的人類共同體就產生了各自的原始語言。後來，語言隨著社會的瓦解而分化，又隨著社會的統一而融合，在氏族不斷遷移和分散的情況下，語言分化過程占優勢，階級和國家出現後，分化過程和融合過程交叉進行。這樣就形成了現在的多種語言。 在社會大動蕩大分化時，一種語言的不同方言會隨之分化為獨立的語言，而新的國家政治力量又把這種分化結果固定下來。例如：在羅馬帝國解體後，古拉丁語也隨之衰亡了，而從6世紀到9世紀，在民間拉丁語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意大利語、法語、羅馬尼亞等等羅曼係語言。 語言的統一過程，除了不同方言集中為民族共同語之外，還有異族語言的交融。例如，在11世紀，不列顛島被法國的諾曼族征服，很長時間內英國貴族講法語。在中古英語時期，英語和法語都在交融。結果是英語取得勝利，1362年，英王規定英語為英國統一的語言。但在現代英語中留下很多法語的措詞，這就是交融的痕跡。 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形成，也是語言交融和統一的過程。漢族在曆史上曾多次受少數民族的統治。近1000年來，北京先後成為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的首都，其中有四個朝代是由少數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滿)統治的。但是由於漢族人口眾多，有高度發展的文化，在語言交融過程中漢語終於成為勝利者。而且，由於政權長期統一的作用，吳語、閩語、粵語等等方言都沒有分化為獨立的語言。
【漢語是智慧的語言】
漢語，在國外也有人稱之為華語。美國語言學家蓋利?吉寧斯在他的《世界語言》(英文版)一書中提到漢語時說：西方語言學家們經過長期多次交流看法之後，認為“漢語是智慧的語言”。 這是令人滿意和自豪的。世界上還有什麼比“智慧”更為寶貴的東西呢? 在謳歌漢語優勢或優越性方麵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魯道夫?弗萊奇博士。他在一本談英文寫作技巧的書中，十分詳盡地講了漢語的優越性。他說：約莫50年前，全部語言學家幾乎都認為中國語是人類的“嬰兒語”——可是大家都錯了：原來中國語(指漢語)是世界上最成熟的語言。幾千年來，中國人不停地簡化著自己的語言，才得以出現現在的樣子。 他還特別強調說：幸虧語言學家們做過研究，我們現已查明，原來幾千年前的中國語也有格位詞尾、動詞詞形變化和煩人的語法；也和許多別的語言一樣又嚕蘇，又不規則，又麻煩。但是，經過一代代中國人的“琢磨”，它卻成了圓潤而流暢的意念表達“機器”了。這豈止是一種語言，簡直可以說是一部精心設計的最新式，因而也是最巧妙的機器，沒有任何一種拚音化的語言能象它這樣：提前把語言的預製件生產出來…… 從弗萊奇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漢語的簡潔性、準確性、嚴密性、先進性以及它的科學性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從根本上否定了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強加給“中國語”的荒謬論點。他的論斷可貴之處還在於：他說明了我們中華民族(以漢語為代表)的語言文字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長河中，不是落伍者、不是掉隊者、沒有因循守舊；它是在曆經滄桑，不斷地自我完善的過程中，把那些語法複雜、詞法複雜的陳舊語言遠遠地拋在了後麵。他反複強調，正是中國人的“幾千年的努力”才把“西文語法書裏的種種麻煩拋個精光”，最後“隻留下幾千個單字和若幹條效率極高的排字規則”。 對這些話當然不能迷信，但也不能充耳不聞。如果是自己說自己好，那叫王婆賣瓜，自賣自誇；而別人說我們好，又不是出於某種偏見或有意吹捧，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認真思索一下了。
【“漢語”和“中文”】
“漢語”和“中文”是既有聯係又有區別的兩個概念。“漢語”是漢族語言的簡稱。我國是多民族國家除漢語以外，尚有滿、蒙、藏、朝鮮、維吾爾等兄弟民族語言，通常說的漢語，不包括其他民族的語言，但包括使用漢語地區的方言。由於漢族人數眾多，使用漢語的地區廣闊，漢族文化曆史久遠，漢語自然成為我國的主要語種，也是曆代的官方語言。 “中文”是中國語文的簡稱，它與“漢語”的區別嚴格來說，漢語是指口講、耳聽的語言，“中文”還包括閱讀和書寫的問題。
【“語文”名稱的來曆】
清末廢科舉、興“新學”時，有一門功課叫“國文”，教的是文言文。“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興起，小學“國文”改稱“國語”，側重白話文，提倡教學接近群眾實行語言；中學仍稱“國文”，側重文言，但加入一定白話文。1949年6月大陸大部解放，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在研究全國範圍使用的教材時，確定中小學都應以學白話文為主，中學逐漸加點文言文，作文則一律寫白話文，並要求學生在口頭上和書麵上能掌握接近生活實際、切合日常應用的語言。同時，采納了葉聖陶的建議，不再用“國文”和“國語”兩個名稱，一律稱為“語文”。【漢語拚音方案】
漢字用拉丁字母注音，已有370多年的曆史。明朝萬曆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後來，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又用25個字母給漢字注音。目的都是為了方便西方人學習和掌握漢語漢文。以後，又陸續出現過多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拚音方案，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威妥瑪式”，它是鴉片戰爭後曾任駐華公使等職的英國人威妥瑪所擬。1892年，近代拚音文字提倡者盧戇章，仿照拉丁字母筆形自造了一種“切音新字”。1926年，國語統一籌備會製定了“國語羅馬字”。1931年，教育家吳玉章等人又製定了“拉丁化新文字”，為以後的“漢語拚音方案”的逐步完善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58年，在周總理的直接倡導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頒布了《漢語拚音方案》。1977年，在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上，通過了按照《漢語拚音方案》來拚寫中國地名的決議。從此我國自定的《漢語拚音方案》登上國際舞台。
【漢語聲調】
在漢語中，聲調變化具有區別詞義的作用。 古漢語分平、上、去、入四聲，詩人們把四聲分為平仄兩大類，平聲輕盈悠揚，仄聲(上去、去聲、入聲)凝重短促，平仄交錯才能韻律和諧。《說文解字》雲：“凡草曰零，本曰落。”《莊子?逍遙遊》成玄英疏雲：“散為塵，膩為垢。”又雲：“熔金曰鑄，範上曰陶。”在這種連文異義中，不難發現，含“輕”意者為平聲，含“重”意者為仄聲。“草”比“木”輕，所以“零”為平聲，“落”為仄聲(入聲)；“塵”比“垢”輕，所以“塵”為平聲，“垢”為仄聲(上聲)；“土”比“金”輕，所以“陶”為平聲，“鑄”為仄聲(去聲)。由此可見，漢語的聲調對詞義具有象征性。
漢語聲調對詞義的象征性，熔鑄了一個古老民族對宇宙發生的原始直覺。古人認為，“天地混沌如雞子”(《三五曆紀》)，後來，“元氣初分”(《說文解字?地》)，“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列子?天瑞》)。漢語聲調的分配法很可能受這種原始直覺的影響，而不是人們粗暴地把“輕”、“清”、“天”亂點為平聲，把“重”(去聲)、“濁”(入聲)、“地”(去聲)亂點為仄聲，而是這些音自己決定了它們的命運，因為它們對其所代表的意義有一種象征關係。推而廣之，飄、揚、漂、浮、飛、翱、翔、翩、悠、升等詞為平聲，降、墜、墮、破、碎、廢、潰(以上去聲)、絕、裂、折(以上入聲)等詞為仄聲，也體現了音義的象征關係。《孟子?梁惠王上》雲：“天油然作雲，沛然而雨。”言興“雲”則曰“油(平聲)然”，言降“雨”則曰“沛(去聲)然”，其中聲調對語義的描摹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常說“欣(平聲)然接受”、“安(平聲)然無恙”，又說“斷(去聲)然拒絕”。“悵(去聲)然若失”、“愴(去聲)然涕下”，而不說斷然接受，悵然無恙，這雖是詞義的不同，但也是聲調的不同象征性。 漢語有很多多音字隨著詞義的加重，字音由平聲變為去聲，這也可以體現出聲調對詞義的象征性。例如“悶”(mēn)的詞義比“悶”(mèn)輕，“橫”(héng)的詞義比“橫”(hèng)輕，而詞義輕者為平聲，詞義重者為去聲。又如“難”(nán)指困難，而“難”(nàn)則指苦難、災難，是加倍的困難了；“紋”(wén)可以指花紋、皺紋，但當指陶瓷器具上的裂痕時，就要讀成wèn了，讀音由平聲變成了去聲；同樣，說話的“說”讀作shuō，但當“說”的目的性加強，而變成勸說別人，使別人聽從自己的意見時，就要讀作shuì了，奔跑的“奔”讀作bēn，但當“奔”的目的性加強時，就要讀作bén了；哄堂大笑、哄動、亂哄哄的“哄”讀作hòng，其偏重於對情狀的客觀描寫，但是，如果說“起哄”的時候，就要讀作hóng了，因為在這裏含故意吵鬧的意思。目的性被強調了。如此等等。
國外有些語言學家認為漢語是典型的不可論證性的語言，這是錯誤的。從書寫符號來看，任何一個漢字都具有可理解性，都可以分析論證。而漢語聲調對詞義的象征性表明，漢語的音義之間也存在著可理解性和可論證性，而不是完全任意的，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對於我們迅速掌握漢語，甚至對我們的語言啟蒙教學，是非常重要的。
【官話?國語?普通話】
官話、國語、普通話這三個名詞是在中國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對中華民族共同語的不同稱謂。然而，這三種稱謂在英文中都對應同一個單詞—Mandarin。經查詞典，Mandarin的漢語釋義是： (中國)官話，指：舊中國宮廷和官僚階層所講的北方話；(中國)國語。(《英漢大詞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 (舊用法)清朝高級官吏；(標準)中國國語(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使用)。(《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 加拿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英文詞典(Gage-CanadianDic-tionary，1983)中，Mandarin的英文解釋譯成漢語為： 1．(曆史上)中國宮廷內、政府官員和其他受過教育的人使用的語言。 2．現代中國人使用的、以北京話為標準的語言。 Mandarin一詞之所以有以上釋義，與它的來曆有關。據說該詞是英國人喬治?馬嘎爾尼(GeorgeMacartney)創造的。馬嘎爾尼是英國派往清政府的第一個使節。他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曾兩次謁見乾隆皇帝。他發現清朝朝廷官員以及一些知識分子所用的語言不同於各地方老百姓說的方言，而這種官場用語，地方上稱之為“官話”。於是他把英文中mandate(命令，委任)一詞加上rin(“人”的諧音)構成Mandarin，表示這是朝廷委任的官員們所使用的語言。他於1794年回英國，此詞也就隨之進入英文詞典。暫且不論此傳說是否屬實，總之Mandarin一詞的釋義就是指中國舊時的官話、現時的普通話(或國語)。
“官話”一詞早在馬嘎爾尼來華之前就已產生了。明代何良俊所著《四友齋叢說》卷十五中有文：“雅宜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可見明清時代“官話”已是上層社會的時髦用語了。然而“官話”的根基不過是漢語中通行較廣的北方話。 辛亥革命以後，“官話”一詞廢棄，改稱“國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官話”和“國語”有一個共同的義項，即“漢語普通話的舊稱”。 新中國成立以後“國語”一詞不用，改稱“普通話”，而在台灣和海外華人中仍然保留“國語”之稱。不論使用哪種稱謂，海峽兩岸在推廣中華民族的“共同語”上，可謂異曲同工。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大批學子出國留學，普通話隨之席卷海外，“普通話”一詞也自然為廣大海外華人和港澳同胞所認同。可以說現在海外華人及港澳台同胞都知道“普通話”所指的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語，即他們所謂的“國語”，而不是別的什麼語。既然如此，繼續沿用“普通話”這一名詞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筆者讀到一種說法：“普通話”一詞將逐漸改用“通用語”(《咬文嚼字》1996年第2輯)，並認為這樣做“在國際上也能接軌”等等。也許“通用語”一詞比“普通話”在概念上更貼切，但是，在“普通話”一詞已被廣泛認同的情況下，將其改稱“通用語”，勢必讓海內外同胞再經曆一個過渡時期(或“接軌”階段)。況且，即使改稱“通用語”，它的內涵仍然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普通話”條)在英語世界裏，它依然是對應Man-darin 如此看來，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繼續沿用“普通話”稱謂不會影響到“與國際接軌”。筆者認為，問題不在於使用哪個稱謂，關鍵是如何大力推廣普通話，在“推廣”上下工夫，如語委主任許嘉璐先生所言，盡快“使十二億人都懂得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這樣才能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從而“有助於提高漢語在國際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