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今的通用語】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就是同一民族也有許多語言分支。那麼，我國古代是怎樣進行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流呢?據《辭海?雅言》載：“雅言，古時指‘共同語’，同‘方言’對稱。”這就是說，雅言是我國古代的通用語，相當於現在的普通話。據說，孔夫子在山東講學，他的三千弟子來自四麵八方，他就是靠雅言來講學的。 我國古代的雅言又是以什麼語言為基礎呢?據有關資料的記載，我國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語言為基礎。約在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打敗商紂，周朝建立。在這以後的800年周朝曆史上，周地理所當然地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周朝的國都豐鎬(今陝西省西安西北)地區的語言就成了全國的雅言。由此可見，我國古代最早的通用語是以陝西地方語言，特別是西安一帶的語言為雅言的標準音及基礎方言。以後，各朝隨著國都的遷移，雅言的基礎方言也隨之修正。 漢代有一種叫“通語”的共同語，直到宋代還在使用。蘇軾貶居海南時，即同友人設館教書，以通語執教。唐宋以後，把官場中通用的話叫“官話”。
元代以後，京城都在北京，北京語言很快就成為全國通用的“雅言”了。 在清代，讀書的人都要說官話，官員辦公時不說官話，就要被免除職務。後把北方話諸方言係統稱為“官話”。“普通話”之名由清末學者朱文熊首先提出，他在1906年所著《江蘇新字母》中，把漢語分三類，其一即為“普通話”，解釋為“各省通用之話”。民國初定名為“國語”，被當時教育部規定為法定教學語言。“官話”、“普通話”、“國語”的發展，規範日漸明確，影響日益擴大，為今天普通話的推廣提供了曆史的基礎。 解放後新中國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推廣普通話。今天的普通話的科學含義是：現代漢語的標準語，是以北京語言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由於國家的重視，民族的空前統一以及《漢語拚音方案》的實行，普通話得到迅速的推廣與發展。
【普通話：傳統與現代化】
方言——交際的樊籬
語言在傳播和交際的過程中，卻常常遇到一層層樊籬和關卡，難以暢通。這關卡和樊籬就包括方言。不僅不同方言難以溝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區內，甚至一省、一縣之內，人們的口語交際也會發生困難。 方言任何語種都有，漢語的方言則格外繁多。 比如湖北方言，閨女叫“壇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而愛人則從“姑娘”一直叫到“媽媽”；廣州人說政治，別人會聽成“經濟”，客家人說歡迎，會被外人所作“懷疑”……如果將操各種方言的人聚在一起，如此這般地“言語”一番，那真是“一塌糊塗”了。而像福建省，其方言的紛繁、複雜更是令人咋舌。全國七大方言係，福建就占兩個：閩方言和客家方言；閩方言又分為五個次方言；客家方言又分作閩西客話和閩北客話。方言調查表明，該省有十七、八種互不相通的地方話，有的縣就兼有幾種方言。如大田縣就有5種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語交際就發生困難。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幹部下鄉都要帶上“翻譯”，有的甚至要帶兩三個“翻譯”才能工作。
至於因方言不通鬧出的笑話、誤會，可以編成厚厚一部“古今笑集”。有人在上海，就曾因問路鬧出了聽到“廿(“攆”)三路”，便去急追三路車的笑話。1989年3月15日《廣州日報》登了一則因語言誤會釀成人命案的消息：山東農民鄔基有兄弟倆到武漢探親，路遇兩個武漢青年對他倆說：“來武漢啥?”兩兄弟忙哀求說：“俺們都是好人，別殺了我們!”有人見他倆這般模樣，又湊過來說：“幹啥?”兩兄弟又聽作了“該殺!”於是氣急敗壞地各自抄起根粗樹枝，見人就打，結果打死一人，打傷一人。這樁幾近天方夜譚式的鬧劇若不是登在報上，誰個能信。當然，信不信由你，而方言的誤事，確是無疑的。 因方言障礙誤大事也屢見不鮮。1907年5月22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潮州起義，原擬2月19日舉行，並決定聚集饒平、揭陽、浮山等處的會黨合攻潮州，後因浮山一路將“4時齊兵”誤聽為“10時齊兵”，未能按時集合，起義未成。幾天後，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殺。“4”“10”不分因之誤了大事!
雅言?官話?普通話
用共同語進行交際，我國向有傳統。春秋戰國時期的“雅言”，就是一種共同語。大教育家孔子號稱弟子三千，他的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方言的隔閡可想而知。孔子用什麼語言進行教學呢?“雅言”。《論語》上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西漢末年揚雄的名著《方言》，記錄了2000年前漢朝方言紛呈的狀況，但當時也有一種“通語”，作為人們交際和傳遞信息的共同工具。不過，“雅言”也好，“通語”也好，都是在知識分子中間流行，與大眾無緣。這種限於某一階層人使用的語言，從語言的局限性方麵說，依然是“方言”，遠非“國語”，亦非“民族共同語”。 共同語的產生是以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為前提的。在“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經濟落後，人們很難脫離本土的環境裏，方言的隔閡尚未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嚴重問題。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隨著人們交往範圍的不斷擴大、往來日益頻繁，方言便成為人們交際的嚴重障礙。人們越來越需要有一種全民族、全國通行的共同語，即規範化的語言，在全國推廣，以利交際。 據元代的文獻記載，元朝已是“四海同音，上自晉紳講論治道……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見當時“中原音”已成為政府理政、處理民事等的工作語言，即所謂“官話”。但如果“官話”隻在大小官員之中“話”，百姓一竅不通，仍難開“話”。還需在民眾中推廣。據考證，當時元朝政府已有學校要教“天下通語”——中原音的規定，即使蒙族兒童在學校也必須講中原音，否則就要打板子，說一回蒙語打一板，說兩回打兩板，依此遞增。
到了明朝，“官話”的推廣已有官定的語音標準——政府敕令編纂的《洪武正韻》(此韻書以北京看作語音規範)，並規定人們作文、說話必須合乎《洪武正韻》。《杯麓堂詩話》中記有這樣一個故事：“某人寫了幾首描寫宮廷生活的詩，被告發，太祖朱元璋聞之龍顏大怒。但拿過詩來一看，立刻又轉怒為喜。因為其詩用韻全合《洪武正韻》的規定。於是看在其擁護朝廷推廣“標準語”的份上，寬赦了他。此事是否確有其事，已無從考究。但從中不難看出，當時朝野之間對推廣“官話”已有了相當廣泛的共識。 清朝的推廣“官話”就更嚴格了。當時已有“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的規定。好家夥，“不準送試”，那麼升級呀、提幹呀、調薪呀皆成泡影。看來，清王朝推廣“官話”，頗得要領。 從漢語發展的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股潮流：一是上麵提到的明清以來，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官話”影響日益擴大，並最終確立了在口語中的主導地位；一是宋元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的興起與發展，並通過一批文學巨匠如羅貫中、關漢卿、曹雪芹等的創作，逐步確立了北方話在書麵語言中的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統一國音”逐步走上了科學的軌道。1913年召開的“讀音統一會”議定了漢字的國語定音，製訂了漢語“注音字母”。但“讀音統一會”搞了十幾年，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統一會”對漢語讀音標準是采取投票表決的方式確定的。那時，一個省有一個投票權，某個漢字讀什麼音，以得票多寡來定。結果整個讀音方案南腔北調，五音雜陳，成了一種“藍青官話”。藍青者，亦藍且青，糊裏糊塗也。 通過實踐，人們才認識到，標準音不是可以隨意創造的，必須以一種比較通行的方言作基礎來確定。1926年召開的“統一國語大會”明確提出了“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的公共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的空前統一，為語言的統一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1955年，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定將漢民族的共同語稱作“普通話”，並給普通話議定了一個科學的定義：“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似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現代白話文看作為語法規範。”
現代化與普通話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語言通用化的要求更加急切、更加嚴格了。甚至可以說，沒有語言的通用化，難以實現國家完全的現代化。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被世界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曆史證明了的。已故著名語言學家、文字改革活動家倪海曙先生說得最為透辟。他曾把推廣普通話喻為“建立全國性的精神運輸網絡”，並說，工業化的社會，“不僅需要全國性的物質交通運輸網來大規模地交流人員物資，而且需要全國性的精神交通運輸網來大規模地傳遞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麵的信息”。 特別是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以計算機為中心的新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生產、經營、管理、科研都在朝著信息化的方向迅猛發展。這更加要求語言必須有一個共同遵循的標準，才能使語言所載負的信息為全社會接受。隨著計算機語言識別技術的發展，人機對話——實現“自然語言接口”的時代已經到來。語言已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而且成了人與機器之間的交際工具。這對全社會語言的規範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82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憲法第19條寫上了：“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條款，就反映了新時期人們對推廣普通話的共識。 當然，提倡普及普通話，將普通話作為舉國通用語，絕非消滅方言(更不是要消滅少數民族的語言)。但是，作為現代人，隻會方言尚難稱得上是一個健全的人。還必須掌握一種更高級的民族共同語——普通話，才能“左右逢源”、“混亂不當”。
我們不是常說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嗎?這個文化素質中就包括要會說規範的普通話。 在西方許多發達國家，不會講標準話的人不能參加各級競選；國會開會，南腔北調是不允許的，必須“打官腔”——說“官話”——標準語；法庭上，法官不講標準語，犯人有權以聽不懂法官的話為由，不回答法官的提問等等。可見，標準語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了。 普通話是人們的第二語言、高層次的文化語言，必須通過教學才能真正推廣。隻有把學校這一環抓好了，才能保證我們子孫後代都能學會普通話。才能保證全社會逐步普及普通話，兒童少年是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推廣普通話從娃娃抓起事半功倍。幼兒園、小學在推廣普通話工作中，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要學生學普通話，先要教師能說會教普通話，而且是標準的普通話才行。為此，國家教委明確規定：師範畢業生要能教漢語拚音，能用普通話進行教學，畢業時普通話不合格要補考，補考合格後再發畢業證書。這就意味著，不能用普通話進行教學的教師、不能算作完全合格的教師。各級各類學校推廣普通話的工作麵臨著十分緊迫的任務。國家教委、國家語委提出，在本世紀末，鄉中心小學以上各類學校都要普及普通話，要使普通話成為校園語言，並進一步提高師生語言規範化的程度。 現在東南亞操華語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港澳地區正在興起一個推廣普通話的熱潮。我們不是更該加快推廣普通話的步伐嗎?讓我們以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來迎接中華民族“語同音”的偉大時代的到來!
【清末白話文運動】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社會。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壓迫下，緩慢增長，他們開始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發言權，對於清王朝與列強勾結起來繼續維持舊秩序更是表示強烈不滿。為了製造上台的輿論，宣傳自己的主張，他們深感原有的、與時代相脫離的文言文愈來愈不能適應自己在政治、經濟等方麵的要求了。一些改良派人士首先起來抨擊文言文，要求推廣白話文。 1898年春，江蘇無錫舉人裘廷梁在上海《蘇報》上發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明確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接著他馬上創辦了中國第一份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為變法搖旗呐喊。在變法浪潮推動下，戊戌變法前後中國出現了白話報熱。《無錫白話報》率先改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林獬先後創辦《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陳獨秀在家鄉創辦《安徽俗話報》。此外全國各地，辦有《寧波白話報》、《啟蒙通俗報》、《蘇州白話報》、《伊犁白話報》、《智群白話報》、《白話》等不下十幾種。還有采用白話文撰寫各類文章的報刊更是不計其數。
在裘廷梁看來，推廣白話文，廢除文言文是變法的首要條件。他在《無錫白話報》序文中說，要變法就得“開通民智”，而要“民智大啟”就必須廢除文言文，而推廣白話文的最佳途徑又是從白話報開始。裘廷梁把推廣白話文作為變法的根本，這與康、梁主張變法之本在於實行君主立憲製、興產業相去甚遠，顯得本末倒置，是遠遠不及康、梁鬥爭水平的。但是，康、梁要求廢除八股文並不意味著也要求廢除文言文，而裘廷梁則明確要求“崇白話而廢文言”，從這方麵講，裘廷梁又比康、梁高出一籌。 戊戌變法的失敗，宣告了改良主義在中國的破產。一大批資產階級革命家開始意識到不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是無法拯救國家和民族的。白話文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們也開始把天賦人權、人類平等諸種學說演成白話，用資產階級民主理論宣傳反帝愛國思想，給清末白話運動注進了新的內容。 林獬用“白話道人”、“宣樊子”筆名在《中國白話報》上發表了61篇文章。他憤怒譴責清政府對外屈膝投降，出賣主權，“把我們中國的土地，也不曉得丟了多少”。他說，不打倒清王朝而要使中國獨立富強僅僅是一種幻想。《中國白話報》最後直截了當地喊道：“我們中國這樣腐敗，現在還不革命，真是沒救了。” 被譽為革命黨大文豪的陳天華，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用白話文寫下了眾多的宣傳品。1903年，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猛回頭》、《警世鍾》。陳天華抓住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這一主要矛盾，把20世紀初年中國人民麵臨的生死存亡這一根本問題擺到大家麵前，他說，帝國主義列強“把我們十八省都劃在那各國勢力圈內，絲毫也不準我們自由；中國的官府好象他的奴隸一般，中國的百姓，好象他的牛馬一樣”，若再這樣繼續下去，“亡國亡種，就在眼前。”如果亡國亡種，中國的百姓“連鳥獸都當不得了”。因此，中國人民隻有起來革命，才會有光明的前途。
另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秋瑾在《白話》、《中國女報》上發表許多白話文章，要求婦女們關心政治，投身革命，去“燦祖國文明之花，為莊嚴國民之母。”孫中山先生的戰友陳少白更在香港組織白話劇團，所演白話劇，時人評為均屬喚醒國魂，解放專製之作。此外，陶成章、蔡元培等也寫了不少白話文章，宣傳革命真理。 清末白話文運動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洪流，衝擊著清王朝的腐朽統治，引起了清吏的極大恐慌。龍華會一成員因宣傳《猛回頭》而慘遭殺害，官府還“複出告示，嚴禁逆書《猛回頭》，閱者殺不赦”。然而這一切都無濟於事。以《猛回頭》為例，該書不但沒有被查禁住，反而觀此書人益眾，鄉人多輾轉向上海購閱。武昌革命團體“日知會”以白話文作軍歌三首，一時風行全國。 清末白話文運動為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作了大量輿論工作，傳播了反帝愛國思想，這無疑是進步的。當然，白話文運動的勝利還有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俗語佛源】
佛教自東漢傳入我國以後，2000年來綿延不絕，中國哲學、文學、藝術、風俗……無不受其影響。甚至，我們的日常口語，也有許多是從佛教裏來的。
天花亂墜
由佛經故事“天女散花”衍變而成。“佛告文殊師利、汝詣維摩詰問病時，維摩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而為供養”(《維摩經》)。後來形容講經說法，感動神天，天花紛紛墜落。如《心地觀經?序品》：“六欲諸天來供養，天華(花)亂墜遍虛空。”後多指言談虛妄，動聽而不切實際。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十五：“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花)亂墜，隻成個邪說爭竟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