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
1973年成立簡化漢字委員會，著手研究、編製在馬來西亞使用的簡化漢字。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收簡化字2238個，與我國的簡化字的形體相同，並且規定該表是馬來西亞各族人民學習漢字的主要參考書。
泰國
1983年批準泰國各兼教華文的民校(小學)用簡化漢字教學。教育部還著令有關部門發行簡體字與繁體字對照手冊，並在兼教華文的小學課本上附加簡體字與繁體字對照表。
日本
漢字傳入日本，已有1900多年的曆史。1980年後，對當時漢字重新進行審訂，次年公布《常用漢字表》，收1945個漢字。《人名用字別表》增至166字。目前，日本政府要求小學六年級畢業生掌握996個漢字，初中生掌握《常用漢字表》中的全部漢字，會寫1000字以上。中日兩國相同的簡化字有53個，字形稍異的有9個。
【中日文字交流】
從唐朝，或者更早一些時候。中國的漢字便傳入了日本並對日本國語的產生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據有關材料統計，漢語詞在日語中的比例占40％以上。這些詞語，在日語外來語辭典中是找不到的。因為，日本人民已經把它們看作是自己本國的語言了。同時，漢字不僅在最初作為外來語傳入日本，而且，後來還逐漸地深入到日本語言的組織內部，即日本人用這些漢字組成新的詞語，並使其產生新的意義。如：“政體”、“科學”、“銀行”等等。這些詞，其中一部分又反過來傳入中國，成為我國語言中的外來詞語。像我們經常使用的“場合”、“場所”、“服務”、“道具”、“故障”、”特殊”、“停止”、“權威”、“強化”、“水份”等詞，就是由日本人創造之後傳入中國的。 隨著科學的發展，許多新的詞語也應運而生。善於學習和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文化知識的日本人民，對這些詞語當然不會忽視。因此，日語中還有許多歐美傳入的語言。對這些語言，日本人並沒有把它們簡單地用音讀的方法直譯過來，而是為了便於理解和使用，將它們以漢字的形式表示出來。例如：早在江戶時期，就出現了“天文學”、“醫學”、“植物學”、“軍事學”、“物理學”、“化學”等意譯詞語。明治以後，又有了“法學”、“哲學”、“文學”、“美術”等。這些詞後來也傳入了中國，成為我國語言中的一部分。 應該注意的是，有些詞雖然中日兩國書寫的字形一模一樣，但是意思卻有所不同。比如：“批判”這個詞。最初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雖然兩個國家都使用這個詞。但日語中的“批判”(ヒハン)是“批評”、“評判”的意思，遠沒有我們所使用的“批判”那麼嚴重。
【現代漢字使用頻率】
據日本國立漢語研究所報告，通過對我國現代90種流行雜誌和報刊的用字調查，其中出現不同漢字的數字為3328個字。 在上述的3328個常用字中，還把它在90種雜誌報刊中出現的頻度，加以區分為(A)、(B)、(C)、(D)四個等級。即：(A)使用頻度出現101次以上的有653個字。(B)使用頻度出現31次至100次的有635個字。(C)使用頻度出現9次至30次的有707個字。(D)使用頻度出現8次以下的為1510個字。 以上(A)(B)(C)(D)所出現的字數，共為3328個字。以後經過該研究所繼續在(D)字範圍內追蹤調查其他刊物，又追加了出現頻度更少的177個字。加上原有的3328個字，合計為3505個字。
【漢字之最】
漢字筆畫最少的是“一”和“乙”兩個字，隻有一筆。 現代通用漢字中，9筆的字最多，約占總數的11．1％，其次是10筆的字和8筆的字。 漢字中形聲字最多。《說文解字》的9395個字中，形聲字占82％。 現代通用的漢字中，左右結構的字最多，約占總字數的60—67％。 漢字文章中出現最多的是“的”字，大約25個字中就要遇到一個“的”字。 組成漢字的“零件”叫做“部件”，最常用的部件是“口“，平均每100個不同的漢字，就可能出現20個左右的“口”。 讀音最多的字是：“那”字，共有8個不同的讀音。 漢字裏同音字最多的是Yi，《現代漢語詞典》裏讀這個同音字的共103個，《辭海》裏讀這個同音字的共195個。
【女書】
很久以來，湖南省江永縣上江圩一帶，流傳著一種奇特的文字，僅僅在婦女中使用，當地稱為“女書”或“女字”。學術界初步認為“女書”是一種漢語方言文字，共有700左右單字，是一種自成體係的單音節表音文字。 “女書”流行的地區奇特，曆來為朝廷發配之地、北方移民避難的落腳之鄉，至少在漢代這裏的文化已經相當發達。史籍記載，這一帶生活過“南蠻”、“莫瑤”、“民瑤”、“過山瑤”、“平地瑤”等少數民族，還有從山東、山西等地遷徙來繁衍、生息的漢族。傳說“女書”的創造者胡秀英(相傳為宋欽宗的西宮，因受冷落創造“女書”寫信給親人訴言)祖籍就在山東。千百年來，民族遷徙、融合，瑤區漢化，漢人瑤化，“女書”就生長在這樣一個既交通閉塞，又有與外界溝通的悠久曆史的民族融合的奇特地區。 “女書”的社會功能奇特，作為社會交際工具的文字，僅局限於這一帶的婦女使用。“女書”是與“男字”(當地男人使用漢字，因此稱漢字為“男字”)相對而言的婦女專用文字。基本用於記載、創作“女書”作品、一般為七言(也有五言)詩體唱本，大多是婦女自傳和婦女之間的來往信件。“女書”作品都是手抄本，有的是扇麵書，有的是布帕書，較多的是配以布封麵精心製作的紙書，有統一的裝訂式樣。是作為禮品用的，如女友出嫁時贈送的“三朝書”。“女書”作品用當地的漢語方言土語演唱，其曲調和唱讀法頗似過去的文人讀書吟詩。通常是在農家的堂前、院落，幾個姐妹聚在一起唱讀，自娛自樂，是一種家庭式的歌堂文學，婦女們通過“女書”活動，互相傾訴苦難經曆，傳遞姐妹之間的情意，相互慰藉，寄托理想。 “女書”傳習方式、傳承曆史奇特，不是通過學校、私塾等教學形式，而是家庭式的耳濡目染式的傳授。一般是長輩婦女教晚輩，或者是結拜姐妹之間邊唱讀、邊娛樂、邊傳授，常常是幾個女友圍坐在一起，聽一句唱一句，同時認字。能用“女書”創作的婦女並不多，一般是些中老年婦女，她們是當地婦女中的知識分子。飽受生活磨難的婦女，一肚子苦水要傾訴，便請精通“女書”的老年婦女將自己的經曆寫成傳記性的唱本形式，在姐妹聚會時唱讀。“女書”文獻曆史很短，最多傳至兩代人，作為殉葬品，人死書亡。 “女書”符號形體奇特，傾斜，略呈菱形，近似“多”字形體。基本由從左上至右下走向的線條組成，有的起筆較自由地探出。
“女書”目前所記錄的語言，既不是湘語、西南官話，也不是瑤語，而是一種流行於湖南、廣東、廣西、貴州四省交界地區的“土話”，是一種漢語方言。方言字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它們大多是仿借漢字構件偏旁、組合方式而成，如廣州的(表示“背”的動作，從子貝聲)等。這些零散的方言字，是對漢字係統的個別補充。而“女字”是一整套的方言文字，自成體係，基本能夠比較完整地記錄當地“土話”，不需要再臨時借用漢字。 “女字”的構件偏旁，沒有表意功能。它不是表意文字，完全是一種表音文字，與漢字不同。從文字發展階段上看，“女字”已經脫離了表意階段，越過形聲字，直接躍入表音階段。但“女字”既不同於漢字的語素——音節文字，也不同於日文假名的字母——音節文字。而是一種音符音節文字，即“女字”界於漢字與日文的中間階段，在文字發展史上處在一種十分特殊的位置，填補了一塊空白。 江永婦女字與西安半坡陶文、臨渲薑案陶文、二裏頭文化陶文、甲骨文等古文字有相似之處，有兩種可能，一是偶合，二是有親緣關係。即便是某種偶合，也為我們探討文字產生的一般規律提供了研究資料，可進一步探索文字產生之初的心理、手段。如果有其他佐證進一步深入研究“女書”與某些古文字有親緣關係，即將對“女字”的淵源探究有重大突破。 自從本世紀80年代初發現女書以來，關於女書的時代問題一直眾說紛紜。有人說它是先秦六國古文字的孑遺；有人說它是由甲骨文演變而來的；有人說它與考古發現的刻劃符號有淵源關係。宮哲兵在1992年第1期《求索》上撰文指出，通過對女書內容、女書傳承等方麵的探討，女書發生於清代中期，興盛於清末民初，本世紀30年代開始了它的衰落期。
【大寫數目字】
在我們日常使用的簿記、賬冊以及鈔票、支票中，常見到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這十個字，這就是人們沿用已久的十個數目字的大寫。 這十個字的本義是什麼呢?用作數目字的大寫曆史又是怎樣演進的呢?具體說來，這十個字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音義俱同，二是音同義異。有些字之所以成為大寫，完全是“假借”的緣故。第一種情況有壹、貳、叁、伍、柒等字。壹，《說文》解釋為“專一，從壺吉，吉亦聲”，有表示專一、統一的意思。貳，在古漢語裏可當“二”用，有不專一，不一致的含義。古書中無“叁”字，是後人將“參”字的三撇拉平變成的。伍在《說文》解釋為：“相參伍也，從人五。”柒，古字書上本無此字，是後人為表示“七”意而造出來的。肆、陸、捌、玖、拾同屬第二種情況。對於“肆”字，近人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將其解釋為用手整治、陳列屠後的死牲的形狀。此字後來變化為市肆、縱恣的意思，與“四”無關係，其所以成為四的大寫，是出於假借。“陸”字道理亦同。“捌”字出現較晚，最早見於漢代的《急就章》：“無齒為捌，有齒為粑(即耙)”，可見此字是一種農具的名稱。玖，按《說文》解釋，為“石之次玉黑色者，從王，久聲。”可見與九也無關係。拾，《說文》上說：“掇也，從手，合聲”，實際上是指用手取的意思。 漢字數目的大寫，現已公認是武則天的功勞。另據清人記載，明初，戶部尚書開濟向朱元璋上奏，要求將這十個字用於“官私文書”，“以防奸胥改竄之弊”，朱元璋準奏後這種用法便一直保留至今。
【少數民族古文字】
中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曾分別創造和使用過一些古文字。根據目前的資料，中國少數民族古文字有十幾種，它們是突厥文、回鶻文、察合台文、於闐文、焉耆—龜茲文、粟特文、八思巴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滿文、東巴文、哥巴文、水書等。其中有些文字在曆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記錄了不同曆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有關的民族問題。 回鶻文，曾是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回鶻(回紇)使用的音素文字，也稱回紇文。主要從唐代至明代流行於今天新疆吐魯番盆地和中亞楚河流域。回鶻文是根據更加古老的粟特文創製的。回鶻人大多使用回鶻文，但在8世紀曾有部分回紇使用突厥文。9—15世紀之間，今新疆和甘肅河西走廊以及蔥嶺西的回鶻人都使用過以粟特字母為基礎的回鶻文，其中以東部的回鶻佛教徒使用的時間最長。蔥嶺西回鶻等部建立的王朝自10世紀信奉伊斯蘭教後，改用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文字，稱為王朝突厥文。這種文字經發展變化，到15世紀基本上取代了回鶻文。由於起初主要使用在原蒙古察合台汗國的領地，故被稱為察合台文。察合台文保留了12世紀以前的回鶻文傳統，並滲入了相當一部分阿拉伯一波斯語源的詞語。察合台文直到19世紀末，仍是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等民族的共同書麵語。12-20世紀的維吾爾族文學作品，均用察合台語文寫成。現行維吾爾語文就是在晚期察合台語文的基礎上改進而成的。 曆史上，回鶻文對周圍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有過很大影響。13世紀初年，回鶻文為蒙古族所采用，形成後來的蒙古文。16世紀以後，滿族又仿照蒙古文創製了滿文。滿文在清代稱清文或國書。清朝用滿文寫的文獻，初期有《滿文老檔》、《滿洲實錄》和政府重要檔案。清代曆朝《實錄》、《聖訓》及官修要籍，各有滿、蒙、漢3種文本。清代形成的大量滿文檔案，是中華文化寶庫中重要的遺產。
八思巴文是元朝的官方文字。元世祖忽必烈時，尊西藏喇嘛教薩迦派首領八思巴為元朝國師，命他製作蒙古字。到1269年正式頒行“蒙古新字”，這是八思巴依據藏文字母改製而成的。不久改稱“蒙古字”，後世通稱為“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推行期間，原先蒙古族使用的回鶻式蒙古文一度受到限製。到元朝滅亡以後，八思巴文逐漸被廢棄。觀存八思巴蒙古字古文獻，主要保留在中國各地的碑石和曆代收藏的拓本以及官印、錢鈔等文物上。廣東南華寺保存的元仁宗聖旨原件，是現存元代八思巴文的珍貴文獻。 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是北方少數民族仿照漢字創製的古文字。契丹族在10世紀初建立契丹—遼朝後，先後創造了兩種文字用以記錄契丹語，稱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這兩種契丹文字在遼代與漢字並行。12世紀遼亡金興，契丹字又與女真字和漢字並行於金朝境內。12世紀末，金朝廢除契丹文字，但西遼繼續使用，至明代已無人認識。西夏文是記錄西夏黨項族語言的文字。於11世紀黨項族建西夏國時創製，作為西夏國字。13世紀西夏滅亡後西夏文仍繼續使用。元代稱西夏為河西，稱西夏文為河西字，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經，並有活字印本。明初也曾刻印西夏文經卷，表明西夏文至少使用了四五百年。隨著黨項族逐漸融合於其他民族，西夏文也成為無人可識的文字。女真文是12世紀女真族建立金朝後，參考契丹字和漢字創製的方塊文字，分大字、小字兩種。13世紀金朝滅亡後，女真文仍在中國東北地區使用，直到15世紀時失傳。現存女真文字資料有文獻、金石、墨跡三種。 散居於雲南邊陲的納西族，有兩種古老的文字，一種是表意的象形文字，叫東巴文，另一種是表音的音節文字，叫哥巴文。這些文字的創製都已有1000年左右的曆史。用這些文字記錄的神話故事和宗教經典，是納西族古代文化的結局，也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之一。尤其是東巴象形文字，據統計共有1400多個單字，從創製以來一直在一定範圍內使用至今，成為世界文字史上的奇跡。本世紀以來隨著對東巴文研究的逐步深入，東巴文越來越顯示出它重要的文化價值。 7世紀，吐蕃王朝參照天竺(今印度)文字並結合藏語特點，創製出古代藏文。現存最早的藏文文獻大多是8—9世紀的作品，文字體製已相當完備。藏文在9世紀初經曆了一次影響較大的修訂後，發展成現行藏文，因此這次文字修訂也就成為鑒別古今藏文的重要標誌。藏文文獻典籍非常豐富，其數量在中國居第二位，僅次於漢文。早期文獻有著名的為紀念唐蕃會盟所建的“長慶會盟碑”，敦煌石窟的大批藏文手卷以及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文竹木簡牘等珍貴資料，馳名世界的有藏文《大藏經》、藏族古史《西藏王統記》以及敦煌的古藏文史料，此外還有文學、醫藥、古文、曆算等不少傳世名著。藏文對保存和發展藏族文化發揮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