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按預定大小把蠟光紙裁成長方形小塊，對折起來成正方形，再側起來對折，剪成半個石榴或桃子的圖案，一打開便是兩個一模一樣的紙石榴或桃子了。將它們分開反向貼在長條薄木片的兩頭，中間鑽個小孔，穿到固定在長竹竿一端的鋼針或硬鐵絲上，一個風風轉便做好了。手抓竿的另一端，迎風一跑，那石榴或桃子便旋轉個不停。
春天，除了放風箏，便常常在院子裏耍風風轉。風箏也是我們自己紮糊的，蠟光紙太重，雖然華麗，糊風箏卻是用不上的。
我小時候嘴饞，好吃零食。那幾年家裏困難，很少買糖給我們吃。雖然黑糖沒有白糖甜，後味還多少有一絲兒苦，但每天放學回家，我總要從放黑糖的大缸裏挖一疙瘩吃。放在缸裏時間一長，黑糖都結成了硬硬的大塊，不像後來的紅砂糖那樣散。開鋪子剩下的大半缸黑糖，除了家裏包糖餃子或做其他甜食用以外，可以說相當一部分都做了我的零食。這大概是說到鋪子除想起鴿子便忘不了黑糖的原因吧。
二哥開雜貨鋪子是為了解救家裏的困難。先是在師範和中學教書，工資遠不夠一大家子開銷，後來二哥在商界朋友的建議和幫助下，又兼做了商業。這樣才使我們家逐漸從困境裏走了出來。開鋪子，二哥策劃籌謀，聯係貨源，站櫃台跑腿的是四哥。
二哥先後念過二次大學。
先是考人重慶中央大學的醫學院讀書，一年後因患鼻竇炎開了刀。家裏聽到消息不放心，手術後便把他叫了回來。我年紀小，隻聽二哥說他們晚上睡覺還抱著顱骨，用手摩挲著熟悉人體結構部位。給我種下了學醫很可怕的印象。後來中大遷回南京，家裏又有困難，便沒再回校。一年後二哥又就近考上了蘭大化學係，學了三年半，隻剩半年就要畢業了。
這個階段，父親先是賦閑，接著又患重病，我們家沒有了經濟收人，生活跌入困境。二哥於一九五〇年開春休學回家，幫父親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擔。
二哥回縣後，在師範和中學都教過書。我印象深的是中學，那是因了一件事，我曾去中學叫過二哥的緣故。
二哥的嶽母趙家姨，在西城門剛進來的街南邊開了一個小瓷店，經銷缸盆碗罐各類日用陶瓷。住在潘府西小院時，我常去瓷店裏玩。記得有一次，趙家姨給我挑了一個小罐罐，雙耳朵，黑釉子，又光又亮。我很喜歡，但不好意思要。她硬塞進我手裏，還假裝要不拿她就要生氣的樣子。趙家姨高挑個兒、圓臉龐，待人很熱情。
一天早晨，趙家來人讓我趕快去中學叫二哥，說是前一天傍晚發病的趙家姨情況突然變壞，手腳都冰了。
中學在烏蘭山下，我感覺是很遠的。從觀音堂巷出來，我幾乎是小跑著去的。就是那一天的下午，趙家姨去世了。
二哥是由師範調到一中的。後來臨洮中學缺理化老師，他又被調去臨洮縣工作了一段。
這期間，政府優待民主人士，父親有了一份比較豐厚的工資待遇，我們家的生活開始好轉。二哥便又一次去蘭大複學讀書，完成他的未竟學業。
一九五三年寒假，我第一次去蘭州，住在父親的單位裏。二哥好像正在蘭州辦理複學手續。他在蘭州見到小弟弟非常高興，要帶我去下館子，父親同意了。
記得是黃家園北口的一家小餐館。二哥點了一個清蒸雞，告訴堂倌不要放蔥蒜。二哥和我自小都不吃蔥蒜。堂倌是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他將手裏的毛巾往肩膀上一搭，轉過身對著後堂廚間高聲唱道：“清蒸雞一個，免蔥蒜一一”“蒜”字是拖長了音調的。第一次去蘭州，又是第一次下館子，雖然其他菜的名字以及吃飯的細節早已沒了印象，可那“免蔥蒜”的唱菜聲卻經久不忘。
第二年春天，二哥去蘭大複學了。按規定畢業班不能插，隻能跟三年級一起上，這樣二哥便又在蘭大讀了一年半書。我一九五五年秋季考入蘭州二中，上初一時二哥已經畢業，在學校等待分配二哥品學兼優，是蘭大副校長陳時偉和係主任左宗杞夫婦最得意的尖子學生。他被確定為派送留學蘇聯的人選。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當時國內開始了肅反運動，大學裏也動員學生談敵情。二哥出於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忠誠，向組織談了對一位舊日同學的懷疑。那人新中國成立前夕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言談和行蹤都讓二哥覺著他有可能是美蔣特務。
思想單純的二哥做夢也沒想到，這一忠誠表現反倒使他自己成了特嫌，受到了審查，連家也不能回了。
那時候，蘭大在西關萃英門內原甘肅學院舊址。每月十五日發工資後，父親便讓我去給二哥送生活費。萃英門有高高的城牆，大門口站著持槍警衛，雖然我戴著紅領巾，依然惴惴不安。二哥的宿舍裏好像有同學監視著的樣子。
拖了大半年，二哥不僅不能留蘇，留校也沒了他的份，最後被分到武威黃羊鎮的省水利學校去當教員。而“特嫌”作為一條無中生有的曆史問題，一直裝在他的檔案裏。直到“文革”後期外調時，在新疆的監獄裏找到那個二哥提到的特務同學，才還了二哥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