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天後，我便跟他們逐漸疏遠了。王同學初二沒上完，不知何故便退學了。後來，有一次我去解放影院看電影，在門口遇見了他，彼此都長高了許多。他依然如同見了兄弟一樣，對我很熱情，搶先買了兩張電影票。看完電影，他以二哥的身份要請我下館子，我借故推辭了。雖然他聲稱自己已經有了工作，但他那種多少帶點社會油子的做派總讓我不太放心。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由0
趙同學高中仍在二中，和我不在一個班上，加之興趣各異，便也沒有了來往。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回想中學生活，初人二中的第一個同桌，彼此之間戲劇性的少年交往，卻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裏。由他便想到雖然同學不很久，但卻同我們一起結義過的二哥王同學來。
現在想起來，趙同學外表敦實，少年時雖貪玩厭學，有些缺點，但他給我留下的印象依然是豪爽厚道。他爺爺趙元貞是蘭州二中的創始人（原名誌國中學/著名教育家和學者，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這樣的家庭背景，不知這位我曾叫過大哥的趙同學此生過得可好？至於我的那位二哥王同學，我總以為，他若不誤人歧途，以他少年時就顯示出的精明，以及喜交友、重義氣的性格，趕上改革開放的好時機，很有可能成為最早富起來的人物。
2004年10月12日
父親成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春天，父親患慢性病，住在位於蘭州東效鄧家花園附近的甘肅省幹部休養所。每到星期天，母親都要做些父親愛吃的食物，讓我去看望他。
有一次，我去看父親的時候，他房間裏正有客人。父親對客人說：“這是我的小兒子宰北，在二中上學。”那人聽後用很和藹的目光看著我說：“都長這麼大了！”好像對我們家很了解似的。我打量了客人一眼，他個子不高，胖胖的方圓臉盤，比父親年輕。父親給我介紹說：“這是你萬良才伯伯。”我便輕輕地叫了聲萬伯伯。
萬良才是父親早年的學生，共產黨內的老朋友。小時候，母親經常跟我們提起他的名字，可我從沒有見過。當時他是甘肅省委秘書長兼農村工作部部長。看樣子他跟父親坐的時間已經不短了，我進屋不久，他便起身告辭。臨走前，指著放在茶幾上的一遝稿紙對父親說：“這篇文章盡快送去發了吧！”
萬伯伯走後，父親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行字，同那遝稿子一起折好裝進信封，寫好了封皮，用糨糊封好；一邊問母親的身體和我的學習情況。照例，我在父親那裏玩了一會兒後，便收拾回家，晚飯後，還要去學校上晚自習。父親將剛才的那封信拿給我，讓我回去後交給民革的通訊員小劉，叫他去郵局寄發。
過了不久，我們家收到甘肅日報社寄來的十五元稿費彙票，還有一張從報上剪下來的父親寫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我們要堅決地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父親在文章裏講了新中國成立前後他所經曆的甘肅中部人民生活的巨大變化，駁斥了“右派”的言論等等。當時反右鬥爭已經開始，我真為父親的進步感到無比自豪。
那年的夏秋，“反右”的規模越來越大，甘肅省政協院子裏的牆頭大字報和漫畫越來越多。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政協禮堂裏鬥爭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主委楊子恒的大會快結束時，口號聲浪吸引了大街上的過往群眾，一時間大院裏捅滿了人。有人喊著要見大“右派”楊子恒，引出了響應的呼聲。政協的老式禮堂正麵門上邊有個小小的陽台，主持會議的人讓楊子恒在小陽台上露麵，以滿足群眾的要求。楊子恒向下麵院子裏的人群彎腰鞠躬，一時間“打倒‘右派’分子楊子恒！”
“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了起來。楊子恒的轎車上貼滿了白紙寫的打倒“右派”的標語。那是我在“文革”前第一次見到的自發的群眾運動，真有些驚心動魄。
設在大院西北角門洞進去院落裏的省民革也貼滿了漫畫和大字報，後來大字報上竟然出現了父親的名字。
不久，父親從幹休所回來了，帶著病參加運動，他也被劃成了“右派”。
作為初三學生的我，怎麼也想不清楚其中的道理。有病的父親不但沒有“右派”言論，還在反右開始不久，便寫文章和共產黨同心同德，怎麼也變成了“右派”。
在我的心目中，父親一直是一位真誠熱愛新社會熱愛共產黨的民主人士。平日裏他總是鼓勵我靠攏團組織，爭取進步。四哥高中畢業前夕入了黨，成了中共預備黨員。父親知道後特別高興，在母親麵前誇四哥有出息，並鼓勵我向四哥學習。
我還記起了一九五三年那個難以忘卻的夜晚。
那天傍晚，我放學回家發現在蘭州工作的父親回來了。全家人都非常高興，我和兩個侄女兒更是歡欣雀躍，因為父親每次回家總會買來很多好吃的糕點和糖果。那一次種類特別豐富，是由北京帶來的，說是父親去北京剛剛開完會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