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給你倆介紹一下：這位是蘭州報社的楊春暉老師，版畫家。”寧裏老師鄭重地給我們介紹了客人。告訴他我們是二中的美術愛好者，並要我們多向楊老師請教。楊春暉微笑著讓我們坐很重的四川口音。
桌子上的杏子已所剩無幾，杏核卻有一大堆。顯然，他們已經坐了不短的時間了。果然我們進去不久，楊春暉便起身跟寧裏告辭，並熱情地邀我們有時間去報社找他。
寧裏老師曾毫不隱諱地對我們說過：“有機會介紹你們認識曉崗、肖弟，還有楊春暉他們，對你們會有好處。說實話，我和你們爾太老師都是沒啥用處的人。”言語雖然詼諧，卻透著一種悲涼的意味。
暑假裏，我回靖遠探親。開學前返回蘭州，在蘭園北口的報紙張貼處看到蘭州報上刊出了陳洪坤的一幅木刻。我想，洪坤找過楊春暉了。
那年冬天，陳洪坤約我一起去過楊春暉家裏。他家住在隍廟左手的一個小巷口裏，巷名記不清了。在一棟老式木裝兩層樓上，房子很大，木樓板走起來嗵嗵地響。屋內生著爐子，火燒得很旺，暖洋洋的。楊春暉正在刻木刻。打過招呼後，他繼續刻製即將完成的作品，告訴我們刊物等著用。那是一張黑白木刻，後來刊在《甘肅文藝》封麵上。題名好像叫《送春肥》。
楊春暉在人物上麵的空白處留下了許多小點子。
“楊老師，您天空中這些點子是鳥嗎？”陳洪坤疑惑地問。
“不是不是，那不是啥子鳥，我是想搞一種氣氛畫麵上的一種氣氛。”說著，他用左手食指蘸了蘸墨盒裏的墨汁，先在墨盒蓋子上抹了抹，然後將新刻成的一部分畫麵輕輕拍打成黑色，形象便十分清晰。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修改。他告訴我們，這是一種看效果的辦法。
我後來學刻木刻時，刻製過程中便不斷用黑手指拍打著看刻出部分的效果，正是從楊春暉那裏學來的。當然我們也知道了有時為了畫麵氣氛，可以留些抽象的點子或線條，底子不必鏟得幹幹淨淨。
一九五九年暑期，母親回了靖遠。我上了二中的學生食堂，按當時的標準，高中學生供應三十四斤口糧，不算少。但雜糧比例重，又沒有副食，缺少油水，反正大家都吃不飽。我因餓得福一一多年的胃病被餓沒了。到了一九六〇年情況更加嚴重，市麵上沒有了任何食品，飯館吃飯早就收糧票了。買一碗麵，稍不注意，便會被肩後伸過來的手抓走麵條，隻剩下些湯水。許多人開始浮腫，饑餓折磨著每一個人。
放了暑假，我坐火車回靖遠看望母親。到了蘭州東站，看到有賣餅子的。半個巴掌大的小餅子，裝在很細的粗布口袋裏。一元錢一個，先收錢再掏餅子。這種買賣當時稱黑市，是禁止的，在市區見不到。車站上似乎沒人管，有不少人在買，而且一買到手便立即塞進嘴裏大嚼起來。我也想買兩個路上吃，可兜裏隻有不多的幾元錢，看那餅子最多也就吃幾口，便咽了咽口水，忍住了。
回到靖遠縣城，街道上賣吃食的居然很多，餅子也是一元一個，比蘭州東站的大一倍多。
市民的口糧很緊張，我在南兄家吃飯，晚飯每人兩碗麵條。對於長期饑餓的人，真要吃飽是遠遠不夠的。那天晚飯後，我轉到鍾鼓樓前麵，那裏是最大的自由市場，我想再買點吃食補充補充。有位姓歐的小學同學在賣熟洋芋，巳經剩些殘餘了，他喊著一塊錢包堆。我正打算跟他商量看能否八毛錢買下來，不想有人先出了聲：“再便宜點我全要了。”是個外地口音，聲音有點耳熟。我轉身瞅了瞅，那人臉脹脹的，眉眼似曾相識，仔細一看原來是寧裏，我叫了聲寧老師。
“蘇宰北，你咋在這裏？”他也認出了我。
我告訴他，我的老家就在這裏。倆人異地相見，都十分高興，早已忘記了買洋芋補充饑腸的事。他在農場勞動，進城來辦點事，是公差，住在靖遠飯店。也是吃過飯出來溜達的。
到了我的家鄉，看著寧裏老師浮腫的臉龐，我真想請他到家裏吃一頓便飯，表示一下學生的心意。但我知道兄嫂家也很困難，大家都吃不飽。我臨時住幾天，已經給他們增添了負擔，又怎敢做主請人到家裏吃飯呢？
寧裏老師邀我去飯店聊了一會兒，我向他請教了自製木刻刀的一些知識。卻無法邀請他到家裏去做客。
從飯店告辭出來，我心裏難過極了。在那個餓死人的年代裏，寧裏先生或許能諒解我的不近人情。但跟老師難得邂逅在自己的家鄉，卻不能略盡一點心意，或許正因為是困難時期的緣故吧，這件事在我心裏留下了永難抹去的無奈和遺憾。
過了一段，蘭州市的食品商場出現了一種高價糕點，一斤十六個，小小的，製作看上去十分精良，裝在上麵是玻璃紙的點心盒裏，每斤七元。雖然免收糧票，但那個價格一般人是吃不起的。寧裏先生將他珍藏的一部日本版的《世界美術史》賣給了市圖書館，所得二百多元全部吃了高價點心。我曾在酒泉路副食商場門口碰見過他，手裏托著點心盒，穿著睡衣，級著拖鞋，邊走邊吃，一付落拓不羈的樣子。我悄悄地躲在了行人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