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學校裏要搞模型展覽，我用馬糞紙做了一個照相機。我們家套間裏的電燈沒燈罩，我用做照相機剩下的一塊馬糞紙做了個罩子。就在我踩著板凳卸下燈泡裝紙燈罩的一刹那，突然觸了電。當時感覺被人猛推一下，重重地摔在了床上，渾身一陣醉麻酸軟，心裏害怕極了。母親見狀也嚇壞了。父親聽到後跑過來安慰我，同時告誡我不要隨便擺弄電器。事後有人告訴我，過過電雖然殺死了些好細胞，但也同時滅了些有病的細胞，對身體有一定好處。這樣一說，我倒是因禍得福了。但不管咋說，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輕易玩電器。家裏實在需要換個保險絲或接半截電線，甚至換個燈泡，我也總是先關了電源再弄。無疑是個膽小鬼朝被蛇咬，終生怕草繩了。
住在政協大院裏的家屬不多，小孩裏我是最大的。周秘書長的兒子上小學中年級，比我小多了，其他幾個跟他差不多大的，還有更小的都聽他的，常跟在他的屁股轉。他感到玩起來沒勁，便來找我一起玩。他很調皮，也很聰明。我們一起用廢罐頭筒和打上蠟的線繩子做電話；給一大堆廢電池灌上鹽水，串聯起來接上大號的手電燈泡，在大禮堂東邊堆放雜物的棚子裏開啟我們自己的燈光……他把我當大哥哥和好朋友對待，玩起來聽我的。我這個初中生實際上是政協大院裏一夥小學生的娃娃頭。一次他跟我說：“我爸爸是首長，你爸也是首長。”我說：
“你爸是首長，我爸不是。”他堅持說：“你爸是委員，委員也是首長嘛。”他的話讓我想起了小說上解放軍裏的政治委員。雖然我心裏明白，對父親他們這些民革成員，用首長是不合適的。但當時的我也是無法說得明白的。
無論如何，那時候的政協大院裏，人與人之間的氣氛非常和諧融洽。我和母親也作為父親的家屬，出席過政協禮堂裏舉辦的各民主黨派新年文藝聯歡晚會。記得最清楚的是兩位回族政協委員登台即興唱花兒，在“阿哥”“阿妹”的對唱中飽含了對社會主義新生活的讚揚。
元宵節期間，政協禮堂裏舉辦了許多遊藝活動，印象最深的是燈謎晚會。我在幫工作人員貼謎條時，便將自己會的一些謎語的位置記在心裏。晚上活動開始時，我和幾個小夥伴搶先進了禮堂，我將猜中的謎條撕下來讓他們幾個跑著兌獎。那天晚上我們得了不少獎，除了一般的糖果鉛筆之類外，還有不少元宵條子。第二天，我們拿著條子，到指定的張掖路一家元宵店裏美美地吃了一頓，吃不了的，要上生元宵提回了家。那是我在蘭州過得最快樂的一個大年了。
過年時，四哥宰西由西安回到蘭州，在父親辦公室的書架上翻書時，發現了一個沒用過的新筆記本一一硬皮的，很精致。四哥非常喜歡，返校時父親不在，他跟母親說了聲便帶走了。
一九五七年春天，一個深夜裏父親突然發病，情況很不好。一大早就被派車送往省人民醫院。確診為急性胸膜炎，住進了高幹病房，得到了很好的治療。住院期間我和母親曾去醫院探望過好幾次。上級領導對父親很關心，出院後，又安排他住進東郊的幹部休養所，一邊繼續治療，一邊靜心調養。
不久，反右鬥爭開始了。政協大院以及民盟、民革的兩個院子裏的大、小字報，漫畫、標語越貼越多，大院裏曾經一度有過的和諧氣氛，早已被大會小會的斥責質問和口號聲滌蕩得無影無蹤了。
後來，父親從幹休所回來了，他帶病參加了運動。有一天開完會回到家裏，他問母親和我：誰動過他的書架？我們都說沒有。父親說，那怎麼少了個筆記本？母親忽然想起四哥拿走一個新本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