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管所時，我經常出風濕挖瘡。那病是一九六〇年暑期落下的。我回靖遠探親時，因人多屋裏住不下，便在廊簷下支床睡了一晚上覺。夜裏下起毛毛雨，當時並不感到冷，第二天卻出了一身風濕疹子，天晴後便下去了。誰知從此落下了根子，先是不到十天就犯一次，三四天就好了。慢慢地變為半月犯一次，間隔拉長了，每次犯病的時間也長了，差不多一星期才能好。而且疹子早已變成大片的風濕塊了，渾身奇癢難耐，忍不住搔兩下時，便火辣辣地又癢又痛。醫生開的苯海拉明等抗過敏藥毫無作用。一位同事給我介紹了一個五樣中藥的偏方子，隻記得有薏米，其他四味記不清了。薏米可食用，每次倒藥渣時，都讓我撿出來吃了，所以至今忘不了。每犯病時便抓十多服子煎著喝，效果也不明顯。
有一次路過白銀路時，偶然看見有個皮膚病性病防治所。雖然“性病”二字讓人望而生畏，但“皮膚病”三個字卻讓我聯想到自己患的這個頑症。於是再犯病時，我便硬著頭皮去那裏就診。
接待我的是位年輕女醫生，她檢査後也沒說啥，和同室的另一位同樣年輕的女醫生商量了一下，決定給我針灸治療。她們讓我脫光了上衣，高卷起褲腿，半裸著布滿風濕挖瘩的身體，坐在凳子上。然後在我的四肢和軀幹上紮上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銀針，一會兒過來撚一撚這幾根針，一會兒又撚動那幾根。
那屋裏再也不見進來一個患者，出出進進的都是穿白大褂的醫護人員，大多數是女的。每進來都要向我身上看一下，我似乎成了一個被人觀賞的大刺蝟。而且觀者是女人。時間越長，心裏越不自在。
好不容易才挨到了拔針時間。醫生讓我第二天上午再去紮，說需要治療一個星期。我穿好衣服後，竟如同逃脫似的離開了那個防治所，再也沒敢去第二次。
我管區的王家堡有個圖書館，雖然不大卻經常開放報刊閱覽室。我順路進去，總愛翻一會兒雜誌。有一次，我在《人民文學》上看到徐遲寫的一篇報告文學，分兩期登完。主人公叫尚達，看完後便猜到寫的是常書鴻先生。文章裏寫到他為了保護和研究敦煌藝術所經曆的傳奇人生，是我過去不知道的。讀完後，我被常先生獻身藝術的精神深深感動，也更加堅定了學習繪畫的決心。
王家堡和吳家園都有路可以通到黃河沿上。有幾次我轉到黃河邊，被美麗的風景吸引，真想下次來時背上畫夾畫幾張寫生。可上班時間，外出是工作，又怎能背畫夾子呢！我決心第二年還去考藝術學院。
一九六二年早春，辦公室老蘇突然告訴我一個消息，說是局裏準備調我去財務科當出納員。這一下把我搞緊張了，我對財務工作天生有一種抵觸心理。每月收幾百元房錢，都賠過三元錢，要是管上全局的現金，還不得小心翼翼地過日子。加上出身不好，萬一出點事，怎麼擔得起。
我說我不想去，老蘇讓我去找所長說。所長對我不願去局裏有點意外，他說：“小蘇，你年輕又有文化，工作表現不錯，去局裏工作更有前途。還是不要猶豫了，等局裏調令來了就去吧！”
我知道所長是一片好心，便不好再說啥。老蘇和所裏其他同事都認為對我是好事，甚至有的還表示祝賀。然而在我心裏卻如同壓了塊石頭似的，沉甸甸的。
我曾私下裏向老蘇透露過考藝術學院的願望。他明確地告訴我：國家有明文規定，正式職工，工作三年後，組織上同意才能去考學。而我還是見習期，到一九六二年十月才能轉為正式幹部。聽了他的話，我感到很失望。
局裏調令遲遲未下。有一天所長告訴我，情況有了變化，好像出納巳另有人選。他讓我安心繼續在所裏工作。
怕當出納的顧慮雖然解除了，可再考藝術學院，至少要等四年後才有可能。這個明文規定讓我對房管員工作越來越不安心了。
一個多月後，所裏傳說著國家要下放幹部的消息，而且越說越真。終於有一天，局裏召開了全體職工大會。局長做了動員報告，主要是國家暫時困難，動員幹部回鄉支援農業生產雲雲。具體內容我沒在意，隻有一條記得很清，那就是隻要個人寫申請，一律都批，即便是業務骨幹或領導幹部也一樣。
回到所裏，所長口頭傳達局裏的意思：房管局缺員較多，隻要個人不提出申請，誰也不會被下放。讓大家安心工作。
我們所老劉的父母都在河南農村，家裏有困難，他寫了下放申請。我也寫了個很簡單的申請書，沒有寫支援農業的話，隻寫了身體有病，回家休養的內容。
不管寫啥內容，我和老劉的申請很快都被批準了。
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轉折，是好是壞，我不得而知。我隻知道擺在眼前的隻有一條路了，那就是回老家靖遠。
2005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