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返鄉
一九六〇年，父親因營養不良而全身浮腫。朱鏡堂伯伯和他住在一起，是政協禮堂二樓東邊的一間房子。當時他們二人都在甘肅省政協文史資料室工作。
朱伯伯比父親大幾歲，但他的體質比父親好，個性又特別樂觀開朗，雖然也很虛弱，但比父親的情況好多了。
我星期天去看父親時，朱伯伯便跟我說：“宰北，你看看，你大（方言：爸爸）腫得這麼厲害，住在一起，朱伯每天給他倒尿盆子。你們做兒女的又在哪裏呢？”他說話時嗓門特別響。
他不在房間時，父親對我說：“你朱伯伯現在每天還堅持記日記，他的精神真是好！”
朱伯伯名銘心，鏡堂是他的字，靖遠三灘人，曾擔任過甘肅學院院長（蘭州大學前身），和父親是幾十年的老朋友。我很小的時候，就聽母親在家裏經常提起他的名字。一九五七年他和父親都被劃成了“右派”。生活最困難的一段日子，他們同住一個房間，對浮腫厲害的父親多有關照。我對他很感念。老一輩人之間的深厚友誼，以及他那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隨著供應情況的好轉，父親的身體逐漸恢複正常了。一九六二年春節，他們還發了一些副食券，可以憑券吃到羊肉泡之類的食品了。他的心情也開朗多了。
我當房管員後，父親特別高興。他對我能有這麼一份工作非常滿意。我也想過，父親巳年過花甲，在蘭州的子女隻有我一個，好好幹著，以後成個家，將來對老人也能有個關照。
然而，愛好藝術的我不甘心幹一輩子房管工作。想要再考藝術學院，至少還要幹三四年房管員才有可能。這個現實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是很難接受的。
碰巧趕上政府動員下放幹部，我便毫不猶豫地遞了申請書，打算回家後再找機會考學。怕父親生氣，從來不會說謊的我，不得已違心向老人隱瞞了我主動寫申請的事。隻告訴他我被房管局下放了，準備回靖遠去。
父親反過來安慰我，讓我不要發愁。還說回到家鄉，總會找到工作的。父親一定在想，“右派”的孩子被下放，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當然，他或許已經猜到了我被下放的真實情況。但父子二人從沒說破這一層。
一九六二年五月份，我告別了父親，搭乘姐夫給我找好的便車，帶著鋪蓋卷和一個舊皮箱，離開生活了七年的省城蘭州。回到了生我養我的靖遠縣。
回到家鄉後，才明白事情並非我想的那麼簡單。當我去城關鎮落戶時，他們讓我去農村。我是由靖遠縣城遷出戶口去蘭州的，現在回來了，戶口落在城裏是天經地義的事，何況城裏還有我的老母親。然而任憑我怎麼說也無濟於事。
這個情況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戶口落不了，便沒有供應糧。雖然暫時在三哥家吃飯，但口糧一人一份，縣城居民每月二十四斤的標準，他們自己也不夠吃，戶口要長期落不了，城裏便無法待下去。
我們家的情況，鎮上清清楚楚的。跑得次數多了，他們也不再說讓我去農村的話，但是戶口就是不落。到後來，我去了也沒啥說的，找個凳子坐下。他們看見了，也不等我開口，便說：你那個事不成，就別等了。我便站起來無言地離開。
那個階段，母親住在糜子灘大哥家裏。她是患了一場大病時，被接到灘上由大嫂照料的。每月由孫子雲霞或明霞進城取口糧。我回到家鄉時，已經能夠自理起居了。
聽到我的戶口落不上，母親也很著急。雖然內心壓力很重，我仍然安慰母親說：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會直。天無絕人之路，會有辦法的。那些年月裏，每當我走投無路時，便會這樣想。與其說安慰母親，不如說是在給自己寬心。
有一天，當我又一次失望地走出鎮政府時，在巷子裏碰見一位好心人。他是鎮政府的一位領導，啥職務不太清楚。他小聲告訴我一個情況：最近上麵有政策，民主黨派人士可以留一個子女在身邊。他知道父親的“右派”帽子已經摘了，建議我讓父親從省政協開個證明來，以留在母親身邊的角度，我是可以將戶口落在城裏的。
這個信息對我來說，無異於落水無望的人，突然看見了一塊漂過來的木板一樣。
我趕緊給父親寫了信，說明了落戶的困難，和得到的內部政策精神。請父親無論如何能開個證明寄回來。
不久，我收到了父親從省政協開出的民主人士身份的證明。交到鎮上，經過他們研究，裝在衣袋裏一個多月的糧戶關係，終於落到了戶口本上。
十年後，父親在武都因病逝世。整理遺物時，我在一個筆記本裏，發現了他寫給省委統戰部長的一封信的底稿。內容如下：
統戰部蒙部長：
我的女人和小兒蘇宰北，新中國成立前一直住在靖遠縣城內。一九五五年，因我在蘭州，她們來蘭居住。後老妻因體弱多病，於一九五九年返回靖遠縣城。現小兒回到靖遠，須照顧他年老病弱的母親，可否請您予以特別關照，通知有關方麵，準其留在靖遠縣城居住。
我個人多年來，一直在黨的照顧關懷下。“反右”後，深蒙黨的寬大處理，留在機關監督改造。現在“右派”的帽子，雖然已經摘掉，而稍加反省’改造的成績實在不大。想到這裏，慚愧地無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