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食固然重要，但更要緊的是兒子們的孝心，讓母親的心理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我在一九六〇年見到母親時，聽她講到瀛兄去五合為她找吃食時，老人那隻特別有神的右眼裏溢著慈愛無比的光澤。
母親的左眼沒有一點視力，所以她的右眼特別亮。我上高小時，母親偶然告訴了我關於她的這個秘密。當時讓我吃了一驚。我連忙仔細觀察她的兩隻眼睛，果然有明顯的差別。母親的左眼顯得略小且呆滯無神，右眼則較大而神采奕奕。
還是十來歲的小姑娘時，母親和同村女伴玩耍，不慎讓對方用錐子尖刺瞎了左眼。所幸者苦水（眼球中的水狀液）沒放，傷好後左眼雖然完全失明，但看上去隻是沒有了神采，不注意是看不出來的。
“嫁到蘇家時是瞞著的，你大好多年都不知道這事。”說這話時，母親竟然還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
一九六〇年暑期，我到灘上看望母親時，她雖已能生活自理，但仍舊是大嫂每頓用母親的口糧擀一小張麵條，單獨下出來讓母親和我吃。裏麵摻著一小半苦菜。災年苦菜最養人，小時候曾聽老人們這樣說過。一九六〇年的地埂渠沿上，以及荒灘裏到處都是苦菜。大哥他們全家大鍋裏的飯，苦菜和其他幾種野菜占大半，而米麵成分是很少的。
食堂解散了。夏糧下來後，口糧分給社員自己做著吃。雖然仍以瓜菜為主，畢竟比食堂活泛多了。挖野菜成了娃娃們每天最主要的活兒。大人們走在路上和地裏也是看見野菜就挖。大哥的浮腫也消了。雖然還吃不飽，但一家人總算都活了下來。
一九六一年，三哥大學畢業，分到靖遠師範教書。母親病好後，多時在灘上住，有時宰南兄接母親到城裏小住。那一兩年裏多病體弱的母親全賴大嫂和三嫂兩人侍奉和關照。
我辭職回鄉時，南兄有了兩個孩子，城裏住房緊張，母親住在糜子灘。我的戶口落好後，住在同院南房裏的陳股長家搬走了，宰南兄一家搬了進去，原來他們住的東房便由母親和我住了。
那巳經是一九六二年的暑假了。西兄正好回家探親，是我和南兄西兄一同去糜子灘接母親回城的。
從此我又和母親一起生活了。平時和南兄一家分開吃，我在鄉下代課時，母親若身體不好，還是由承蘭嫂伺候。
一九六五年，我在仁義小學校，母親又一次害大病。搶救脫險後，再次搬到糜子灘，由大嫂伺候。這次病後母親的身體一直非常虛弱，從此再也不能自理。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暑期我結婚後，才又一次把年邁體弱的母親接到了身邊。
我常想，母親的一生苦難多於快樂，晚境尤為淒涼。她卻一直在為父親的安危擔憂，為我們兄弟操心。在她晚年又一次病危時，硬是挺了過來。我心裏明白，那是她放心不下我這個小兒子的婚事。
我結婚後，將老人接在身邊，僅僅隻有三個月。與其說我們侍奉老人，還不如說病弱的母親無時無刻不在愛著我們。見到他的小兒子也有了一個和諧的家，才終於放下了一顆為子女永遠操不完的心。
善良的母親，既給子女，也給所有知道她的親朋好友留下了慈悲喜舍的一片佛心。
2005年3月27日於寬堂
五兄弟
就在我辭職回縣後的第三個月，二哥宰瀛也從武威黃羊鎮舉家回到了故鄉。他所在的省水利學校停辦後，經過聯係調回靖遠師範。二嫂也從農大附小調回靖師附小。
工作有了，住房卻沒著落。
我們家觀音堂巷十五號的院子，早就被政府征購了。
我回來時，三哥宰南家住在隍廟三道巷十七號。是一個四合院，屬於政府的私改房子。最初的主人姓彭，巷子裏老戶還習慣叫它彭家院。深門淺窗戶的西上房比較寬敞，世銘大姐一家住在裏麵。南房三間有個隔牆，住著縣公安局的陳股長。三哥住東房。因為北有街門道，南有廁所，這東房是全院開間最小的房子。北房也是三間，一九五八年刮共產風，街道辦公共食堂，房子損壞很嚴重。食堂辦罷成了危房，不修繕沒法住人了。
折騰了一個多月，好不容易落下了戶口，又沒房子住。母親病好了也因為城裏沒處住，還一直在糜子灘大哥家。沒辦法，我隻能臨時住在三哥學校的單人宿舍裏。
住在南房裏的陳股長是個好人，對我們家的住房困難很同情。正巧他準備調定西去工作，他將情況告訴了三哥。三哥便去房管所提前打了招呼，所長答應陳家搬走後我們家住。
誰知陳股長快搬時，房管所卻改了口，說房子要給公安局的另一位姓焦的股長住。三哥又急又氣，去房管所爭執了幾次也無濟於事。眼看著這說好的房子又要打水漂了，沒想到陳股長搬完家具後，把鑰匙給了三哥，將房裏剩餘的煤渣子送給了三哥，讓我們取出後，再把鑰匙交還房管所。
一拿到鑰匙，三哥便急忙搬了進去，我也住進了東房。至於房管所和焦股長會不會找麻煩，也顧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