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後期。究其原因，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強大意誌將一切寫作都納入到了官方的藝術生產體製之中，公開出版物之外的一切文藝生產都無法進入合法的傳播渠道。但在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中期的北京，特殊的環境——如權力的交叉與糾結狀態所生成的特殊庇護（許多青年是因為出身於高幹家庭而有享有某些特權，並有機會了解到更多權力秘密），如特殊階層思想的活躍與信息暗道的暢通（在北京青年中私下流行的“黃皮書”和“灰皮書”的啟示，有條件接受到長期禁絕的外國文學和哲學，特別是現代派哲學與文學的影響）等，這些都催生了一種特殊的文化樣態，即楊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一書中所記載的“地下沙龍”⑩，這樣的特殊形式除非是在北京，在別的任何一個城市都無法想象其存在。地下沙龍是當代中國最早的自由思想群落，也是具有鮮明的北京地域特點的詩歌群體，這中間的重要人物如趙一凡、食指、根子和多多等，都深刻影響了之後的現代主義詩歌運動。
1978年10月貴州詩人群創辦的《啟蒙》和年底北島等人在北京創辦的《今天》，可以看做是“民間”的具有“文化地理”意義的詩歌現象出現的標誌。這兩份民刊，一份出現在偏僻遙遠的貴州，一份出在京畿要地的北京，實在是非常值得思考玩味，要麼是文化稀薄天高皇帝遠的邊地，要麼是在思想活躍炙手可熱的政治中心，在其他地方則很難想象。但是，遠在貴州的《啟蒙》詩人並沒有絲毫注意到那裏的地方文化、民俗風物，相反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傳達了社會變革與思想啟蒙信息的急切先聲，而且他們是更為激進地采用了“詩歌大字報”的方式，奔波數千裏到北京予以張貼；而身居北京的詩人北島則在給貴州詩人啞默的信中說，“我們打算辦一個‘純’文學刊物，所謂純，就是不直接涉及政治……應該紮紮實實多做些提高人民鑒賞力……的工作。”這表明，兩個群體中更加洞悉政治時局的北京詩人反而更重視作品的文學性和專業性，而不主張政治色彩過於濃厚。
上述比較也許意義過於簡單了。我要強調的是，中國當代詩歌的文化地理特性是在“體製外”的民間詩歌群落中發育和體現的。原因很簡單，主流的寫作已經高度“一體化”了，隻有在民間詩歌場域中才能體現出真正的差異性。1980年代中期，這種差異終於借著“第三代”的崛起顯現了出來。1984年，韓東在南京組織了“他們”，標立出一種平民化的詩學姿態，提出了反對詩人作為“政治動物、文化動物和曆史動物”的角色、而還原為世俗身份的口號，並轉而去尋找“民間和原始的東西”。同年2月，李亞偉、萬夏等人則在類似的世俗化社會思潮的催動下創立了“莽漢主義”詩歌群體，主張對傳統和現存的一切予以大膽衝撞；稍後，受到“宇宙全息論”和文化人類學思想的啟示，四川的部分詩人石光華、楊遠宏、宋渠、宋煒等人又組織了“整體主義”群落，強調以“現代史詩”的方式對民族文化進行“整體狀態的描述或呈現”。這三個詩人群體成為當代中國民間詩歌美學爆炸的導引和先聲。1986年，在徐敬亞等人的策劃下，“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大展”一舉推出了數十個詩歌團體與流派，一時泥沙俱下、旗幟紛呈，當代詩歌的格局也陡然為之一變，自此生機蓬勃、群雄爭逐。
可以說，中國當代先鋒詩歌運動的發育是從南方城市和偏遠的山區興起的，當以北京的部分青年詩人為主體的朦朧詩獲得了新權威地位的時候，南方和大西南地區更年輕的一批寫作者向他們發出了有力的挑戰。這當然不止是因為那裏的寫作者們因為攜帶了更多自然的氣息而更富有詩意，而且還因為他們攜帶了更符合當代中國現實經驗的、更加大眾和平民化的文化觀念，因而才更富有生長性。在第三代詩歌運動中，占到最大比重、起到最顯著作用的，當屬四川的詩歌群落，在由發星整理的《四川民間詩歌運動簡史》一文中記錄了最早的一批民間詩歌群體：
1.1984年2月，李亞偉、胡鈺、萬夏等人創立“莽漢詩歌流派”，李亞偉的……《中文係》，胡冬的《女人》《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萬夏的《紅瓦》……在這年陸續出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