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84年冬，歐陽江河、周倫佑、石光華、萬夏、楊黎等人在成都籌辦由先鋒詩人為主體的“四川青年詩人協會”。
3.1985年1月，萬夏、楊黎等人編印《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這是中國第一本鉛印的地下詩歌刊物，上麵除提出了“三代詩人”的劃分，而且極有價值的是它以“亞洲銅”為欄，一次性推出歐陽江河的《懸棺》，石光華的《囈鷹》，宋渠、宋煒的《淨和》，廖亦武的《情侶》，黎正光的《臥佛》，和周倫佑的《帶貓頭鷹的男人》，以及牛波、海子等詩人的作品，另外還介紹了“莽漢主義”。……八篇東方式的“現代大賦”，提出了中國古文化的精髓是“無極而太極的整體一元論”——這是中國青年詩人們由被西方現代哲學和文化思想灌醉了的意識向東方內心和諧的回歸信號。它以顯要分量推出“整體詩人”，與橫跨兩斷代的楊煉、江河一起共同走向東方。
4.1985年夏，李亞偉、萬夏、楊順禮、雷鳴雛、何小竹等人編輯了《中國當代實驗詩歌》。
5.1985年由尚仲敏、燕曉冬在重慶編輯《大學生詩報》，並由此形成“大學生詩派”。
6.1986年《漢詩：二十世紀編年史？1986》推出石光華、歐陽江河、宋渠、宋煒、楊遠宏、劉太亨等詩人作品，將“整體主義”進一步進化……
這還隻是早期的一部分，這塊自古被稱作天府之國的富庶而封閉的古盆地，成為當代中國詩歌一塊鮮明的地標，當代詩歌變革運動的策源地，以及大量優秀詩人的輸出地。無論如何，這與它壯麗的自然山水以及自古以來的詩歌傳統——由司馬相如、陳子昂、李白、蘇軾，乃至現代的郭沫若所留下的深厚的詩歌氣脈不無關係。封閉的地理反而賦予了它格外巨大的突破力量，富庶的物產則給予了詩歌與詩人得以滋育生長的條件。歐陽江河在回答為什麼四川成為了“第三代詩歌運動的策源地”時是這樣說的，“這很正常，這裏天高皇帝遠，人們喜歡泡茶館、吃火鍋、閑聊、飲酒、讀書，養出了閑適的文人心態，同時，這裏又有一種很非非和莽漢的東西。這兩極的結合造成了書卷氣、江湖氣、市井氣的並存，口語和書麵語的交彙，使四川詩歌寫作呈現出引人矚目的現代詩語言奇景。”“四川人很好強，個性很張揚，但又包容，不排外。這些都是四川成為第三代詩歌重鎮的原因。”
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狀況和代表性景觀。90年代之後，尚存的原始自然與地域文化在中國日益加入全球化進程之後，基本上也陷於瓦解，那麼詩歌中的地理和地理中的詩歌，也變得越來越豐富複雜和難於把握。難怪像“尋根文學”運動會發生在80年代，而90年代“先鋒文學”的場域則實現了從原始鄉村到現代城市的轉換。消費的與娛樂的、欲望的與身體的寫作代替了文化的憂思與精神的挽歌，代替了對存在意義及其形式的勘探與追索。但從另一個方麵看，90年代也是民間詩歌群落與流派秘密發育並逐漸活躍的一個時期，這與其特有的“文化縫隙”的擴展——市場與大眾文化的發育使民間文化形態有了更多藏身之地——有密切的關係。僅據荷蘭萊頓大學教授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統計，這時期出現的詩歌民刊就達到了四十九家，這份名單當然並不全麵，實際數量要多得多。在這個近乎無限大的群體中，“政治地理”意義上的對於官辦詩歌與權力詩壇的僭越，“文化地理”意義上的地域風尚的倡揚，還有“文學地理”意義上的對於詩歌界某些時尚趣味與精英規則的挑戰與解構，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這個民間群體的作用下，傳統的詩壇權力結構及其價值係統終於土崩瓦解，幾乎所有被廣泛認可和經典化的詩人，都是從民間詩歌刊物上成長起來，而不再是由原有的發表體製所製造出來的。這意味著，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由意識形態架構起來的詩歌生產體製，所謂“當代詩壇”的文化權力結構被徹底修改和顛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