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傳統地是習慣並喜歡做道德文章的，倫理判斷自古以來就是頭等大事；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也總是以是否平等、是否存在剝削等為首要的判斷標準，甚至往往認為隻要消滅剝削、實現收入均等，便能證明某種經濟製度的優越性；對許多經濟現象，也總是以是否公平為第一出發點加以考察，以道義的憤怒代替效率的冷靜。這導致了我們經濟學的效率分析還處在十分淺薄的水平，甚至有關經濟效率的許多基本概念、基本範疇和基本方法，還沒有寫進經濟學的教科書。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並不是由於我們過去過多地強調了平等，所以現在才應該相對更多地強調效率，而是要從根本上改變對問題進行判斷和思考的角度，把一切經濟分析最終置於效率標準之上，要以效率的觀點，重新建造我們的經濟學。我們絲毫不否認倫理研究、價值判斷的重要意義，我們隻是要首先盡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理論家們若不清楚自己專業的職責範圍，並力求首先將其做好，那麼結果將是哪個學科也得不到充分的發展。
思維方式的自我批判
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發展演變，曆來受其他學科的影響；特別是哲學家、科學家關於方法論的論述，更是起著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現代經濟學發展史上，波普爾的否證論，庫恩的常態科學說，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程序說等，都對經濟分析方法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但是，對於專業經濟學家來說，更有直接影響的還是經濟學家自己關於方法論的論述，它們一方麵反映了整個人類認識方法的演進，同時又更切合於經濟學自己的問題。
20世紀經濟學方法論的討論，主要是圍繞抽象演繹法與曆史描述法哪個更適合於經濟分析的問題展開的。李嘉圖、西尼爾等是抽象法的代表，李斯特、羅雪爾代表曆史學派，馬克思讚同經濟學必須運用抽象力，又指出科學的抽象方法包含著邏輯與曆史的統一。作為20世紀方法論爭論的總結和21世紀討論的開端，J·N·凱恩斯（“凱恩斯革命”中同名人的父親）189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範圍與方法》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明確指出，在經濟學的理論分析中，抽象演繹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時又指出，實證理論中的邏輯演繹必須以觀察為前提、為起點，而不像西尼爾、凱恩斯那樣認為隻需從幾個基本的、公理性的假設出發。L·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被稱為20世紀最重要、最被廣泛引證的經濟學方法論著作。僅就方法論而言，羅賓斯認為經濟理論分析的出發點應是從普通的常識經驗中就能直接概括出來的一些基本命題；由於這些命題比個別的經驗事實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從而保證了邏輯演繹方向和結論的可應用性（不是檢驗理論命題本身）；而在應用理論的時候，則需要有更多的附加假定，因為理論的可應用性是依特殊的曆史條件而定的。
雖然羅賓斯的著作也引起爭論，但是現代經濟學史上關於方法論的一次大討論卻是由T·哈欽森1938年出版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假設》引起的。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把當時哲學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也稱邏輯經驗主義）介紹給了經濟學家。不同於哲學家將有意義的科學命題分為兩類，即可由邏輯規則加以檢驗的“分析陳述”和可由經驗事實證實或證偽的“假設陳述”，哈欽森認為經濟學的邏輯實證主義要求區分3種命題：屬於純理論的分析命題，屬於應用理論的假設命題，以及歸納推斷結論。他突出地強調了經濟學命題必須具有可檢驗性，即使是純理論的分析命題，其科學價值最終也在於它是在獲得可由經驗驗證的經濟規律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這種思想的某些方麵在M·弗裏德曼1953年的論文《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中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篇論文被認為是戰後年代中最重要的方法論著作）。弗裏德曼把預測效果作為檢驗理論假設的根本標準，指出：“實證科學的最終目的，是發展一種‘理論’或一種‘假設’，從中可以產生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的有意義的（並非陳詞濫調的）預測”；並把科學定義為“一組實質性的假設，而構造這些假設的目的是為了抽象出複雜現實的主要特征”。他還明確地強調了否證論的意義，認為經驗事實永遠隻能“否證”假設，而不可能證實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