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思維方式的瓦解，西方近代實驗科學和數學的形成，同時成為哲學形而上學以及抽象思維方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並不是像有人以為的那樣，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日耳曼人天生習慣於抽象思維；抽象思維能力的形成既取決於人的認識能力，也取決於思維任務本身。一方麵，為了填補宗教迷信被打破後出現的精神空白，人們需要以理性代替神性，以思辨代替迷信，回答宗教想要回答的那些問題；另一方麵，當人們還隻能分門別類地深入研究宇宙的某一方麵的時候，抽象思維便構成了由某一方麵的知識過渡到以這種孤立的知識為基礎，對整個宇宙和社會加以說明的形而上學哲學之間必不可少的橋梁（以數學為基礎的先驗論和以力學為基礎的唯物論）。文藝複興後出現的各種哲學體係既是抽象思維的成果，也構成訓練抽象思維能力的課堂。而在中國，由於從來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神性與理性的對立，也就從來未提出過以抽象思維代替神學教義的任務。就有關社會問題的古學問而言，天人合一，天人交感的直接結果是神性和理性長期的和平共處又相互抑製，理論的研究或是表現為對“知天命”的聖人之言做不厭其煩的考證、注釋，或是表現為對曆史事件做經驗的描述和實用主義的闡釋，以為統治者或造反派們提供“資治”的“殷鑒”。而在有關自然的探討中，由於人的認識能力低下，神秘性總是占上風的；但這種神秘性似乎從一開始就把喜歡將“管不了”解釋成“不屑去管”的知識分子們驅趕到看上去較能有所作為的“治人之道”的研究中去（這可算是我們古代“重文輕理”的原因之一）。結果，五穀耕耘，四大發明，從孔夫子起就成為“小人”之作，張衡、李時珍等也是從不入“學問家”正流的。而當一個民族的知識精英都不去研究自然，關於自然的知識便必然長久地停留在農民與工匠的經驗或“祖傳秘方”之中，既不能上升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也不能培養出自覺的理論抽象思維能力。
經濟學特別需要運用實證的、抽象的思維、研究方法，但經濟學又屬文科。在我們這個文明以文科為強項的國度中，同屬舶來品的經濟學，比起自然科學諸學科來就更容易受到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因為後者我們本來沒有，隻好老老實實地學習，而前者，卻很容易把學來的東西先放進我們自己的傳統思維模式中去篩濾一番。又要當學生，又放不下架子，放不下那個沉重的包袱，這就是我們今天雖然引進、介紹了那麼多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卻常常總是隻學了些名詞概念，卻不能領會和掌握那些理論的精神實質，一離開那些理論形成的特殊背景就邁不開步的一個重要原因。
結論是明顯的，中國的經濟科學要想取得實質性的進步，就需要我們經濟學家們在思維方式上做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衝破外界的阻礙有時倒容易，難就難在克服我們自身傳統的束縛。
“治學經濟學”胡侃
治學不是僅治經濟學，學了經濟學不一定就能治其他門類的學問。但是經濟學具有的一般性卻往往被忽視：它可以用來研究各種條件下行為與效果的關係，分析的是如何“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收益”（這句被爭論多時的不合形式邏輯的話，其實表現的是所謂“目標——成本對偶性”）。有的人幹脆就把經濟學等同於一般的人類行為效果學，而不管所論的行為是造鋼琴還是彈鋼琴，是做餡餅還是做學問。寫下“治學經濟學”這個題目，便是想用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來分析一下學人的行為。但需要說明兩點。第一，“治學經濟學”不屬於經濟學，因為它研究的不是人的經濟行為或物質生產交換活動；從性質上說還不如西方人已提出的“犯罪經濟學”更像經濟學。第二，我這裏不搞對策研究，就是說，僅想實證性地考察學問人實際在如何行為，而不提供任何做學問的訣竅或速成教材；讀者也許將與我一樣，研究了半天治學經濟學，該沒學問還是沒學問。
偏好與選擇
考察治學行為麵臨的第一個問題是一個人為什麼要做學問而不是去幹別的。
理論上先要一般地假定，我們討論的是具有理性的人，他能夠根據個人的偏好尺度，趨利避害，追求效用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這樣，任何個人麵臨的問題便是在一定的選擇範圍內，做出抉擇，適當地支用和配置自己的資源或稟賦，以獲得一生的最大滿足，或效用最大化。這樣，一個人選擇了以治學為生，便首先歸結為兩種基本因素：個人稟賦與個人偏好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