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驚醒過來，看見福爾摩斯站在我的床前。他穿著一身水手服，外麵罩著一件短大衣，頸上圍著一條紅色圍巾。
他說：“華生，我現在要親自去下遊。我再三考慮，覺得隻有這一招了，無論如何都值得一試。”
我問：“那麼我和你一同去？”
“不行。你留在這裏做我的代表比較有用。我自己也不願意去，雖然昨晚上維金斯很泄氣，但我想今天肯定會有消息的。所有的來信、來電都請你代拆，根據你的判斷便宜行事。你願不願意代勞呢？”
“當然願意。”
“我的行蹤不定，恐怕你也無法給我電報。可是要是運氣好，我未必耽擱很久，回來之後總會有些消息跟你報告。”
早餐的時候，他還沒有消息。我打開《旗幟報》，看見上麵登載著這個案子的新發展。它報道到：
關於上諾伍德的慘案，據悉案情非常複雜，不似預料那麼簡單。新的發現證明：塞笛厄斯·舒爾托先生確無嫌疑。昨夜舒爾托先生和女管家博恩斯通太太已被警署釋放。而真正的凶犯，警署方麵已有新的線索。此案現由蘇格蘭場幹練的埃瑟爾尼·瓊斯先生負責緝凶，預料日內即可破案雲雲。
我想：這還算令人滿意，我們的朋友舒爾托終於可以恢複自由了。可新的線索是什麼呢？這好像又是警署方麵掩飾錯誤的老派頭。我把報紙扔到桌上，目光忽然被報上尋人欄裏麵的一段小廣告給吸引住了。廣告文說：
尋人：船主茂迪凱·斯密司及其長子吉姆在星期二清晨三時左右乘汽船‘曙光’號離開斯密司碼頭，至今未歸。‘曙光’號船身黑色，有紅線兩條，煙囪黑色，有白線一道。如有知茂迪凱·斯密司與其船‘曙光’號下落者，請向斯密司碼頭斯密司太太或貝克街221號乙報信，當酬謝金幣五鎊。
這個小廣告顯然是福爾摩斯登的，貝克街的住址就足以證明。我認為這個廣告的措辭非常巧妙，因為即使匪徒看到了，也會以為那不過是一個妻子尋找丈夫的普通廣告而已，並看不出其中的隱秘。
這一天過得真慢。每次聽到敲門聲或是街上沉重的腳步聲，我都會以為是福爾摩斯或者是看見廣告來報信的人。我試著看書，但精神不能集中，思想總是跑到我們追蹤的那兩個奇怪的匪徒身上去。有時我還這樣想：會不會是福爾摩斯的理論發生了基本性的錯誤？他是不是有嚴重的自欺病？會不會是由於這些證據不夠真實，他臆斷錯了？我從沒有見過他的工作發生錯誤，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我想或者因為他太自信了，把一個平淡的問題看成一個極複雜極離奇的疑案，以致一誤再誤？可是回過來一想，這些證據又是我親眼所見的，他的推斷理我也聽過的。再看看這一連串的奇怪事實，雖然其中有的無關緊要，可全部都指明了同一方向。我不得不承認，即便福爾摩斯的理解真錯了，這案子本身必定也是異乎尋常的費解。
下午三點時，鈴聲大作，樓下有命令式的高聲談話，來的不是別人，竟然是埃瑟爾尼·瓊斯先生。可是他的態度和之前完全不同了，他已經不像在上諾伍德那樣粗暴、架子十足、以常識專家自居了，他在謙虛之外還有些自慚。
他道：“您好，先生，您好，聽說福爾摩斯先生出去了。”
“是的，我不知道他幾時回來。你可以等等？請坐，吸一支我們的雪茄煙嗎？”
“謝謝，請賞我一支吸。”說著他用紅綢巾輕輕揩拭他的上額。
“給您一杯加蘇打的威士忌酒好嗎？”
“好吧，半杯就夠了。都這時候，天氣還這麼熱，我心緒又這樣煩，您還記得我對這上諾伍德案的理解嗎？”
“我記得您說過一次。”
“咳，我現在不得不對這個案子重新考慮。我本已緊緊地把舒爾托先生兜在網裏了，可是，咳，先生，半道裏他又從網眼裏溜了出去。他證明了一個無法推翻的事實——自從他離開他哥哥以後始終有人和他在一起，所以這個從暗門進到屋內的人就不會是他了。這個案子真難破，動搖了我在警署的威望，我很希望得到些幫助。”
我說：“咱們誰都有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
他很肯定地說道：“先生，您的朋友夏洛克·福爾摩斯先生是一位非凡的人。他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我看見他經曆過許多樁案子，沒有一樁不被他弄清楚的。他用的方法變幻無窮，當然有時也操之過急，可是就整個地來說，他是可以成為一個最有本領的警官。不怕人笑話，我真是望塵莫及。今早我接到了他的一封電報，從裏麵可以知道，對舒爾托這個案子，他已經有了新的發現。這就是那封電報。”
他從衣袋裏把電報拿出來遞給了我。這封電報是十二點鍾從白楊鎮發的，電文說：“請立即到貝克街去。假如我還沒回來，請等候。我已經尋到舒爾托案匪徒的蹤跡。如果你願意看到本案結束，今晚可與我同去。”
我說：“這封電報的語氣很讓人高興。他一定是把已斷的線索接上了。”
瓊斯很得意地說道：“啊，照這麼說，他也有搞錯的時候。我們的偵查能手也常常走錯路呢。這次也可能是空歡喜一場，可是我們警察的責任是不允許任何機會錯過去。有人叫門，也許是他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