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道理不言自明，也就是說摩西、大衛、所羅門、柏拉圖、蘇格拉底、色諾芬、塞涅卡、西塞羅和愛比克泰德，這些擁有良好品德的聖賢，仍然在他們的墓地裏同我們後來者對話。當然，他們本人不會跳到你麵前，裝神弄鬼地念叨他們的思想，但是，他們所留下來的優秀思想和良好品質，會一代一代地往下相傳，當我們聽到他們的智言慧語後，同樣也會將我們的思想帶到一番新的境界，並且強有力地影響著我們的品格。西奧多·帕克曾經說過，對一個國家來說，一個像蘇格拉底這樣的人，他的價值比無數個像南卡羅來納這樣的州還要大。如果這個州今天從世界中消失，它給世界帶來的影響，遠不如蘇格拉底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大。還有，伊拉斯姆斯非常崇敬蘇格拉底的品格，他還想著把蘇格拉底放入聖人日曆，一旦他陷入困境，他就會告訴身邊的人：“神聖的蘇格拉底啊，他老人家也在為我們祈禱！”
卡萊爾先生明確地指出，人類的曆史歸根到底不過是偉人的曆史。偉大的勞動者和偉大的思想家，是曆史的真正創造者，他們高尚的品格常常影響著在曆史的洪流下賴以生存的千千萬萬的人，這些偉大的人包括傑出的領導者、國王、牧師、哲學家、政治家和愛國者，他們才是自己所在的民族裏真正高貴的人。這些偉人開創了國民生活一個又一個嶄新的時代，他們的影響是積極主動的，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當然，他們的影響有時也具有相反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他們的精神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產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眾的精神也是他們的產物，因為他們對公眾的影響不可忽視。
偉人的個人行為往往與一個時期的社會目標相等同，服務於那個時期的社會製度。於是，他們創造了光輝的思想，並使之得以廣泛地傳播，從而化精神為一次次具體實踐。因此，早期的改革者倡導了宗教改革運動，也影響了現代的思想解放。愛默生曾經說過，每一種製度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些偉人影子的延伸，諸如伊斯蘭教教義是穆罕默德影子的延伸；清教徒的習俗和教義是加爾文影子的延伸；耶穌會的教義是洛約拉影子的延伸；教友派教義是福克斯影子的延伸；衛理公會派教義是韋斯利影子的延伸；奴隸製度廢除論是克拉克森影子的延伸。
不僅如此，偉人的精神風貌會在他們的時代和民族身上打下烙印，就像馬丁·路德在現代德國人、約翰·諾克斯在蘇格蘭人身上打下烙印一樣。在卡萊爾所著的《雜集》第四卷中，記載了這樣一則史料：向所有勇敢和真誠的人們致敬！向約翰·諾克斯表示永恒的敬意，他是真誠人中的真誠者！在國內發生騷亂，處於震蕩和混亂之時，諾克斯為他所堅持的目標，仍然振作起來，為了生活而奮鬥。諾克斯冷靜地將學校老師分派到四麵八方，並且囑咐他們說：“無論發生什麼事，最為重要的就是，要讓人民受到教育。”事實上，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給人們發出的正確指令中必不可少的一條，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條。諾克斯這一指令的真正含義是：“要讓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們首先是一個人，是造物者創造出來，享有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義務，並且要矢誌不渝地忠誠於造物者，對造物者負責。隻有做到了這樣，當人們在艱難的處境中與生活搏擊，而且終身不改其誌地參與奮鬥，那麼，這些人將會得到永生……”諾克斯以一個人的聲音和力量，正確地傳送出一條偉大的指示，得到了一個民族的擁護與支持。諾克斯的這種成就是無與倫比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雖然在這樣一個國家中，他的精神會變換成其他形式，但他對這個民族的功績卻是不可磨滅的。這個國家最終走向了成熟，盡管蘇格蘭人民的國民性格根源於各種各樣的境遇，但是那些有助於人類征服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和精神力量一直保存了下來，這其中也有撒克遜人的本質在發揮作用，但最為功不可沒的要數約翰·諾克斯的長老會所信奉的信條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如果說有誰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刻地影響了現代意大利人的心靈，那麼這個人非阿裏蓋利·但丁莫屬。在意大利人墮落的漫長的世紀中，但丁那充滿激情的言辭對所有尚處在絕望情緒中的人來說，就是一堆營火點燃了他們心中的激情，就是一盞燈塔照亮了他們的征程。但丁成了意大利民族自由的先驅，他可以拋棄一切，為了追求自由，他勇敢地麵對殘害、流放和死亡。
正是他所擁有的這種優秀的道德品質，使得他成為最具有民族特性的意大利詩人，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愛，得到了普天下廣大讀者的擁護。自從但丁去世之後，任何受過教育的意大利人，都能十分嫻熟地背誦他最有代表性的詩篇。但丁詩中的情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的生活，而且最終影響了意大利的民族曆史。
1821年，在穆爾所著的《拜倫的一生》第8卷中，記載了拜倫評價但丁的一番言論：“意大利人談論的是但丁，寫出來的是但丁，思考著的和夢想著的也是但丁。在此時，談及這些，或許有些過於極端，但是，但丁確實值得人們崇拜。”但丁還不僅僅是位頗有政治聲望的改革家，而且還是位一呼百應的宗教改革家。在當時的政治與知識的背景下，他的家教改革運動對於整個意大利而言，提前了整整300年。他倡導神權與政權的分離，聲稱現世的羅馬教皇的統治，是一種赤裸裸的篡權行為。
在《拜倫的一生》一書中，有段寫於五百六十多年以前的話語，值得人們牢記。當時，但丁還是一名羅馬天主教徒，就有著過人的領悟力與敢言他人不敢言的勇敢品質，他曾指出：“每一條神的旨意都可以在《新約》或《舊約》中找到，但是，在這兩本書中我都沒有找到這樣的條文，那就是應該對神職人員給予世俗的物質關懷。相反，我找到了這樣的條文：第一批傳教士被法律剝奪了世俗的物質關懷，而後來的傳教士同樣被基督叮囑他的弟子們，一定要剝奪了這些傳教士的世俗的物質關懷。”同樣，但丁也抱著“教會改革”的信條，因此，他才奠定了後來宗教改革運動的理論基礎。他曾說：“在有教會之前就隻有《舊約》和《新約》，但自從有了教會之後，才有了傳統。那麼，可以得出結論，教會的權威不是來自於傳統，即便教會想混淆視聽，強加這一特殊榮譽，也隻不過是來自教會本身自我吹捧的傳統。”
不同時期具有各種才華的人前後相繼，從阿爾弗雷德到艾伯特，他們身上有著驚人的相似，那就是共同的行為方式，即通過自己在生活中所樹立的榜樣作用，為英國人培養多種形式的品格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貢獻。在這些人中間，最有影響的可能要數生活在伊麗莎白時期和克倫威爾時期，以及介於這兩個時期的人。在這期間，湧現出的偉人不在少數，諸如莎士比亞、拉伯雷、西尼、培根、彌爾頓、赫伯特、漢普頓、比姆、艾略特、瓦納、克倫威爾等等。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具有偉大的力量，另一些人則具有強烈的尊嚴和純潔的品格。但是，無一例外，這些人的事跡和思想，被視為是從曆史中繼承來的最珍貴的遺產，他們在生活中所樹立的榜樣作用，已經深入到後來英國人的生活中。
華盛頓在他身後留給他的國家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一個凝聚著偉大、誠實、純潔和高尚的品格，他被樹立為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成為所有後來人在培養自己的品格時效仿的榜樣。華盛頓生前，與其他偉大的領袖人物一樣，他的偉大不僅僅在於他的智力、技巧和天才，而且還在於他的榮譽、正直、忠誠和崇高的責任感，概而言之，在於他真正高貴的品格。
同華盛頓一樣，擁有那樣品質的偉大領袖，是他們所屬的那個國家真正的力量源泉。他們通過自己在生活中所樹立的道德榜樣，以及自己所遺贈給後人的良好品格，支撐和鼓舞了本國的國民，強化和鞏固了自己的國家，使整個國家趨向成熟，閃爍出絢麗的光輝。1863年6月出版的《布萊克伍德雜誌》刊登了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寫的一篇文章：“關於偉人的名字和回憶是一個民族的產業，即便是孤立、顛覆、被拋棄甚至推行奴隸製度，也不能剝奪她這份神聖的遺產。無論何時，一旦國民生活幸福了，這些死去的英雄就會在人們的記憶中複活，以一種莊嚴的旁觀者和讚許者的麵貌，出現在活著的人們麵前。”任何一個國家，隻要她的國民感覺到有這些光輝的形象在鼓舞自己、鞭策自己，她的國民就不會迷失自我。因此，這些偉人是人類社會的精英，他們雖死猶存。他們所樹立的形象，經常使得有心效仿他們的人受到激勵和鼓舞，因此，說這些人是整個國民的楷模，一點也不為過。
然而，判斷一個民族的品質不僅僅要考慮偉人的品格，而且要考慮在整個國民主體中發生影響的普通人的品格。當華盛頓·埃爾文參觀艾博斯福德時，瓦特·斯科特勳爵將埃爾文介紹給他的許多朋友和他所喜愛的人，這其中不僅有附近的農場主，而且還有正在田間勞作的農民。斯科特說：“我想讓你看看那些真正優秀而又普通的蘇格蘭人民。一個民族的品格不是從它的優秀人才中學到的，也不是從優秀的先生和女士那裏學來的，而是從這些生活在普通階層的國民身上所學到，你若不信，你在任何地方遇到蘇格蘭人，你可留心觀察一下，他們身上都具有同樣的優秀品格。”雖然政治家、哲學家和神學家代表了一個社會的思維能力，但是，那些創辦工業、開辟新職業的人和那些普通的勞動群眾，必然是每一個民族的主體力量；不僅如此，他們身上所擁有的優質品格常常是構成一個民族的真正的脊梁；因此，要想使得一個民族長盛不衰，這個民族必然時時從他們身上吸取新的力量和精神。
每一個民族和每一個個人一樣，不但要養成良好的品格，還要善於維護自己的品格。在一個製度化的政府統治下，每一個統治階級都要或多或少地行使自己所標榜的政治權力，但是民族的品格卻不能有絲毫虧損，統治階級隻有得到了多數擁有道德品質的人的擁護，這個製度才能得以生存下去。因此，決定個人品格的道德品質，同樣也決定著一個民族的品格。如果一個民族的品格不是心胸寬闊、忠貞、誠實、善良和勇敢，或者他們的民族品格不具備尊重別人、遵紀守法、自我節製和忠於職守，那麼這個民族就會被其他民族輕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變得無足輕重，甚或被其他優秀的民族所同化，他們必須具備同樣的品格。同樣，如果一個民族沒有比感官快樂、金錢至上和物欲橫流更為高尚的品性，那麼它就隻是一個可憐的生物群落。哪怕是還原到荷馬書中寫到的有些民族對神靈的頂禮膜拜，也比一些民族追求感官、金錢和物欲要好得多，因為異教徒的神靈至少也會反映人性的美德，他們與我們追求的道德品質也有著相類似的東西，同樣值得人們所尊敬。
至於製度，不管它本身多麼完美，在維持一個民族的品格水準中，它所發揮的作用仍然微乎其微。因為，決定著一個民族的道德修養，以及使一個民族保持穩定的品質，取決於無數作為民族元素的個人，他們身上所要激發的精神和品質。所以，從長遠來看，政府的幹涉，遠遠沒有這個國家的人民自治要好。因此，哪個民族的人們具有良好的良心、道德和習慣，這個民族的治理就會是誠實和高尚的，這個國家也就會長治久安。相反，哪個民族的人們道德敗壞、自私自利而且心地虛偽，那麼，他們既不能靠真理也不能靠法律聯合起來，就會使得國家治理陷入一片混亂，甚至導致無賴和幕後操縱者統治這個國家的臣民。
因此，國家要防止對公眾的偏見，不管這個群體是多數公眾還是少數公眾，倘若這個國家想要通過專製或者獨裁，來建立這個國家的屏障，那麼，她就會阻礙人民的自由進步和人民品格的純潔。倘若這個國家不覺悟，不警醒，不去拆除這個屏障，那麼，這個國家永遠不會有生機勃勃的精神風貌，這個民族也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此，隻要是政治權力，不管它多麼廣泛，它的爪牙能伸向任何一處地方，也不會使一個個體墮落的民族變得高尚。事實上，公眾參政製度實施得越徹底，參政權越能得到保障，這個民族的真正品格也就會在他們的政府和法律中，反映得越徹底，這一現象與“鏡子效應”有著驚人的相似，你站在那裏是什麼樣，鏡子裏反射出來的你，還是什麼樣。
以個體的不道德為基礎的政治道德，從來就不會有任何穩定的存在形式。一個品質惡劣的民族所享受的自由，不僅不會被人們承認，相反會受到人們的唾棄和鄙視。因此，他們所標榜的新聞自由，也隻不過是找到了一個彈丸之地，在這裏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數落道德墮落的不是。
與個人一樣，一個永葆長興的民族也要從她所屬的民族中吸取優秀的品格養料，從而從這種民族感情中獲得支持和力量。一個優秀的民族其本身就是自身偉大的繼承者，因此，她要使自己的榮耀永恒地保持下去，就必須要有值得本民族時常回顧的輝煌曆史。正如阿諾德博士在臨死前一年寫下的日記裏的最後一段：“法蘭西的‘過去’並不可愛，也不可敬，這是她的不幸，她的現在和將來不能與過去結合在一起。然而，如果她不根植於過去，現在又怎麼能結出碩果，將來又怎麼躋身於曆史的長河中呢？”
一個民族如果有過往的汙點，自然她的罪孽是深重的，但是，將那些屬於過去的毫無生氣的糟粕矯正，能總結曆史的教訓，從而時常警醒本民族的人民，避免再次踏入臭水溝，指導人們過健康向上的生活。這樣的意義，顯得更為重要。若是本民族有著輝煌的曆史，常常回顧先人經曆的艱苦卓絕的磨煉和所取得的輝煌業績，有利於指引現在的穩定生活，照亮本民族的發展之路，以及提升現在的生活價值。
民族的生活和個人的生活一樣，是一種極為可貴的經驗財富，這種經驗財富如果能得到巧妙的運用，就會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相反，如果濫用或誤用，就會導致空想、迷惑和失敗。人的經曆同民族的發展有著共同的語言，同人所經曆的艱苦磨煉一樣，民族的發展，也會經曆懵懂時期、幼稚時期、彷徨時期，自然也會蒙受災難，正是在這些經曆中一步步總結，才使得這個民族的精神得到淨化，同時變得堅不可摧。
因此，一個民族的品格得到各種各樣的磨煉，往往是這個民族發展史上最為寶貴的財富，才有可能造就不朽的輝煌篇章。一個民族對自由的追求或對祖國的熱愛，或許會深深地影響這個民族的品格，但是，在影響民族品格形成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還是她所經受的考驗和磨難。
現在，許多打著“愛國主義”的旗幟而大行天下的行為，包含著極端的偏激與狹隘的心胸，極大程度地表現了民族的偏見、民族的自負和民族的仇恨，這樣的民族不是用自身的業績來展現自己，而是靠自吹自擂來炫耀自己。這樣的民族實際上是在絕望中哀鳴，打著掙紮的手勢哀叫；他們想借用飄揚的旗幟和放聲的歌唱來炫耀自己，而實際上這是在本民族陷入極度的痛苦時的呻吟聲以及本民族在長期的錯誤中飽經折磨的喘息聲，這些民族無異於在自掘墳墓，使民族陷入萬劫不複的萬丈深淵。更讓人擔心的，也更讓人膽戰心驚的是，倘若這些標榜自己是“愛國主義者”的人大量湧現，那麼，他們將會給這個世界造成巨大的災難，而這份災難會隨機地降落到任何一個國家。
我們不必過度恐慌，因為既然存在卑賤的“愛國主義者”，那麼，也同樣存在高尚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者。這群道德高尚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剛毅果斷、忠於職守、生活樸素、誠實、正直，總是力圖抓住機遇使自己在各方麵得到發展，他們會通過自己高尚的行為，使一個國家充滿活力並且會提升本民族品格。
那麼，怎麼鑒別這兩種“愛國主義者”呢？很簡單，因為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會時常緬懷和學習過去的偉人的優秀品質，他們會身體力行地向偉人們學習在追求目標和追求自由的過程中，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為自己贏得不朽的英名，同時為自己的民族贏得自由的生活和自由的政治製度。
這裏有種經驗主義必須根除，那就是評判一個民族的優劣，不能根據它所屬的疆域大小，而隻能根據它的民眾：“民族的成長，使人民變得高尚，而不像樹木，使樹幹變得粗壯。”雖然疆域遼闊往往同“偉大”兩字聯係在一起，但是，一個民族的偉大，並不一定非疆域遼闊不可。從疆域和人口來斷定一個十分龐大的民族是否具備優秀的品質，是完全沒有道理可言的，不但如此，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民族，也可能毫無偉大可言。以色列民族曾經是個小民族，但是，她卻產生了令世界瞠目結舌的偉大生活，她對人類命運所產生的影響是多麼的巨大、多麼的深遠！希臘也並不是個大國，單就阿提卡區的所有人口比南開郡的人口還要少，雅典也遠不如紐約出名，然而，希臘在藝術、文學、哲學和愛國主義方麵的成就，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
當路易十四問科爾伯特：“為什麼我可以主宰像法蘭西這樣龐大而又著名的國家，卻無力征服荷蘭這個隻有彈丸之地的小國？”這位大臣回答說：“陛下，這是因為一個國家是否偉大，並不取決於她的疆域大小，而是取決於她所管轄的人民的品格。正是因為荷蘭人民勤勞、正直、善良，且充滿活力，所以陛下您才感到她難以征服。”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雄辯家談到了馬拉鬆戰鬥，當時獲勝方雅典隻有192人死亡，而裝備先進的現代軍隊，或者是在戰爭中使用破壞性的化學武器，幾個小時就可以使50 000或更多的人死亡。其實，即使發生在現代社會的大規模的屠殺，早已成了曆史的過往雲煙，被人們所遺忘，但是，馬拉鬆戰鬥時，雅典人民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照樣會彪炳史冊，永存青史。
然而，雅典人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她的公民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庭，或者說她的公民沒有什麼家庭生活可言，因為她的奴隸數量大大超過了自由人民的數量。雅典的公職人員，在道德方麵，即使不是腐敗墮落的，也可以說是荒淫放蕩的。還有雅典的女性，即便是最有成就的，也逃脫不了其極為放蕩的齷齪行徑。因此，雅典的衰落是必然的，而且她走向衰落比她走向興盛更令人感到在情理和預料之中。
同雅典的衰落一樣，羅馬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走向衰亡的。在羅馬帝國晚期，羅馬人民不再以他們偉大的先輩們所樹立的美德為榮，而是已經走向了普遍的墮落，貪圖享樂和安逸，他們居然大放厥詞說工作僅僅是奴隸們的行為。正如老邁的伯頓所說：“這些生活奢侈而又懶散的民族，寧願在一對一的格鬥中失去一磅鮮血，也不願在誠實的勞動中流下一滴汗。”因此，在這種缺乏奮鬥、激情活力的製度下，羅馬帝國走向衰落，已是曆史的必然，她也必將被那些勤勞而又充滿生機的民族所代替。
有一個關於斯比洛拉和裏卡多的傳說。1608年，西班牙國王任命一個特使團前往海牙，簽訂一紙談判條約。一天，特使團的勳爵看到8～10個著裝樸素的人從一隻小船上下來，訓練有素地坐在一塊草地上，拿出麵包、奶酪和啤酒，吃起了午餐。“那些旅遊者是誰？”特使團的勳爵拉來一個農夫問道。農民回答說：“這是我們可敬的主人，我們國家的代表團。”隨行的斯比洛拉立即對他的同伴低聲耳語道：“我們必須講和，這些人不能被征服。”
總而言之，製度的穩固必須以穩固的品格作為基礎。任何墮落的個體的聯合都不能形成一個偉大的民族，即便由這些人暫時組成了一群烏合之眾，表麵上看起來像一個民族，顯得他們是高度文明的代名詞，但是，隻要他們麵對逆境，立即就會四分五裂。因為，缺乏正直誠實的個人品格，他們就不會有真正的力量團結在一起，也不會有明正的紀律倡導團隊做出公正、公開、公平的獎罰製度。他們或許會富裕，有貴族派頭，但是他們缺乏一個人立足社會所要擁有的道德品質，那麼，他們的團隊就會陷入毀滅的邊緣，其個人也就會瀕臨死亡。如果他們不求上進，不求改過，死到臨頭也不有所覺悟的話，僅僅為自己而活著，僅僅把感官快樂當作一己私利的生活目的，他們不僅會喪失自己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性命，同樣會葬送自己的民族。
綜上所述，哪一個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撐，那麼，就可以認定它是下一個要滅亡的民族。哪一個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誠、誠實、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資本。一個國家的人民一旦熱衷於對財富的追求、對感官快樂的追求，以至於拋棄榮譽、秩序、忠誠、美德和服從這些在他們眼裏似乎已是過往的品質，那麼，長期在這種墮落的社會風氣中生活的人，就隻有翹首期待那些誠實善良的人出現，或者他們通過到處碰壁有了深刻的認識之後，這個民族才有可能挽救。而挽救這個民族的希望，還僅僅隻存在於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複，使每個個體的品格得到升華，隻有這樣，這個民族才能夠得到前所未有的拯救。但是，如果這個民族的那些良好的品格無可挽回地損失了，或者那些良好的品格被這些不可一世、自以為是的人所排擠，那麼，這個民族的拯救也就無濟於事了，隻能永遠退下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