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若丁
我不了解父親，至今我還不了解父親。
世人也不了解父親。我想父親在離世時，他的內心有一種難言的巨大的哀痛。
父親用他的一生，寫了一部充滿矛盾的曆史。
父親給我留下的是一個謎，一個矛盾。
我說不出父親給我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我朦朧記得由於我小時候體弱與好哭，他是很厭惡我的，一次他從前線回到郭村老家，他聽到我在廂房不住啼哭，就走到上房前簷下厲聲喝道：“再哭就把他扔出去！”當然我還是哭，他也沒有把我扔出去，但他卻把“扔出去”這幾個可怕的字扔進了我朦朧的腦海裏。可能這就是父親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他很少回家，每隔一兩年回來一次，哥哥、姐姐都要圍上去叫“爸爸”，我不叫，他也當沒有看到我。
一次他從洛陽回家，好像那時他的官職是“司令”吧，他出資辦的小學已開課兩年，老師帶著全校同學到四裏外的蔡店街去歡迎他。他從一輛嶄新的人力車上下來，麵帶微笑，從瑟縮在寒風中的小學生的隊列前走過，卻沒有認出我，或者不願意認出我。我對他不認我倒沒有感到屈辱，隻奇怪他為什麼坐人力車：你的馬呢？你的汽車呢？打仗時都丟了嗎？我心裏感到驚懼和好笑。
老家郭村是伏牛山北麓一個不大不小的莊子，百來戶人家。我跟母親從開封回到郭村時，村子周圍還有土築的寨牆，牆下有寨濠。村裏的南北東西大街，都鋪上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石塊，牛車走在上麵，發出轟隆隆的響聲。村子的中心是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往南有兩口古井，村人大都來此汲水，這是村裏最熱鬧的所在。南大街有一座村公所和一間中藥店，除此之外，村中好像沒有別的能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我家的新宅沒有建成之前，村裏的建築很一般，都是些低矮瓦屋和草房，包括村中首戶郭舉人家。我家的新宅為中西合璧，軒敞高大，位於村北，故被村人稱為“北官”。後來父親出資，又在我家北側建起幾十間房屋，辦了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從學校再往北去，就是一片遼闊的直達龍門山口的平野。數十裏的平野上點綴著許多阡陌和村落，遠遠近近，朦朦朧朧，當麥苗長高時，它們一會兒被綠浪淹沒，一會兒被綠浪托起，飄飄悠悠，浮浮沉沉，能令孩子們生發出無限遐想。平野的四季變化和光禿南山的凝重，都很美，唯村中沉悶、散亂與閉塞的景象，使我感受著一種蒙昧與神秘的說不清的壓抑。
村裏人都說我父親好，當了大官不忘本。他每次回家，進村都是步行，從不敢坐車騎馬進村。那時公路隻通到離郭村二十裏的寨街，從寨街到郭村則是陷在深深路溝裏的坑窪不平的黃泥路。晴天可勉強把汽車開到村邊，陰雨天就不行。有一年秋天下連陰雨，他居然要家裏的夥計趕幾匹大馬把小汽車從寨街拖回郭村。我心裏好奇怪，既然不坐又何必把小汽車拉回來呢？可村裏的孩子高興，整天圍著小汽車打轉。
父親雖然穿草綠色的嗶嘰呢軍裝，豎背挺胸，一副軍人派頭，但在村上遇到老人，依然“大伯、大娘”地叫著。所以村上的人都稱讚他。他每次回家，不忘鄉親，常帶回許多白糖、茶葉之類的東西送給大家。有一次他還帶了幾馱子桐油籽和荊條籽，發動村中青壯年到南山種植。他想給村民一個致富的門路，正像他辦學校，想使村民脫去蒙味狀態一樣，都是為了想報答這片土地的養育之恩。父親不喜歡祖母以勢壓人，他不敢直說，常勸祖母不要管地方上的閑事。
他對家中其他人也這樣要求。一向性子平和的二伯，一次把外村一個偷地莊稼的人捆起打了一頓。父親聽說後，對二伯十分不滿。
父親喜歡交朋友，喜歡喝酒，每當他回來，家裏就要熱鬧幾天，猜拳行令、呼朋喚友，從三門裏就可聽到他在二院大客廳裏大聲講話的聲音。他在他的下屬麵前很威嚴，他的下屬好像都很佩服他，包括他那身草綠色嗶嘰軍裝都令他們崇拜。他的副官和勤務兵喜歡在我們這般孩子麵前神吹窮聊，把父親說成是刀槍不入、呼風喚雨的神人。抗日戰爭期間；父親在黃河北曾兩次率部突圍。
一次是1940年八九月間，部隊被日軍包圍，第一戰區長官部命令糊與日軍“和談”，“虛以委蛇”。他到濮陽去同日軍談判，借酒大罵日軍司令官～說你們小日本瞎了眼，想叫我範龍章當漢奸，辦不到！我是來騙你們的機關槍大炮的！
翻譯把他罵日本人的話翻譯成是罵蔣介石的，日本人信以為真，居然給他發了10萬發子彈。有了子彈他便率部突圍，打了幾天幾夜，風雨交加，終於被他突出了包圍圈。1943年四五月間，國民黨龐炳勳集團軍在日本大舉進犯麵前，兩個軍投降，一個軍潰散，隻有他率部過了黃河。這一次又是風雨晦如磐，天助他脫險。所以他的士兵應著他的名字把他看成“龍”，編出了神話。都說父親講義氣，打仗不怕死，與士兵同甘共苦，所以他對他的部隊是有吸引力的。有一個我看到他打一個勤務兵，十分不解。這個勤務兵把他一條毯子不知放到哪裏了，一時找不到，他就掄起手仗打了勤務兵幾下。接著他要這個勤務兵去試機槍。那時郭村的寨牆還未扒，勤務兵揉揉哭紅的眼，爬在我家門口的大椿樹下，肩頂輕機槍，幾發點射，把土寨牆打了幾個大黑洞。槍聲脆響，父親一高興還幫勤務兵拍拍身上的土，當時我呆呆地看著，真不明白父親。
父親文化不高，卻善於辭令。他喜歡給士兵訓話，士兵居然愛聽，並且都學會了他的口頭語。他喜歡講“你們覺量著”，不少官兵都學會說“你們覺量著”。有一次他到學校訓話，對著我們這些站在旗杆前的小學生講了一個早上。
“你們覺量著你們應不應該好好讀書？抗戰勝利後要建國。靠誰來建國？靠你們來建國。你們覺量著不學好本領行不行……”他講完了，我跟著大家一起鼓掌，我心裏想，他沒有老師講得好聽。但我沒有說出來。朝陽已經爬上學校的圍牆，在一片雜樹林背後掛著，血紅血紅。我睜大眼直瞪著那團紅光，望著晶亮晶亮的露珠。空氣很濕潤，陽光一點不刺眼。我呆呆望著，直到上課鍾敲響。操場上隻有我一個人，我不知同學們什麼時候散去，也不知道父親什麼時候離開。
1944年，家鄉淪陷，父親派人把全家接到他的防地南召。我們住在劉村，離他的師部留山隻有三十裏路，所以他常回來。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寫日記，有一天下雪，教室前邊有一層很厚的積雪，我就把雪描寫了一番，過了幾天雪融化了，階前積了一個小小的水潭，我興之所至，在日記中把這水潭也描寫了一番，並說明這水潭是如何如何形成的。過了兩天水潭消失了，我寫道：“這小潭哪裏去了？嗬，原來它被太陽蒸發了，它變成水蒸氣，變成雲，正在藍天上浮遊呢。”不想這幾篇日記被級任老師看中，並呈給校長，校長稱讚不已，於是我的功課特別是作文就在學校出了名。到劉村後，父親不知聽誰告訴他了這件事，忽然想起他還有個其貌甚醜，其性甚強的三兒子，興奮得不得了，要我拿作文給他看，他也真真地挺著胸脯，手持作文本看個詳細，不時還點頭稱好。父親可憐，他自幼沒有讀過書，對文化敬畏之極，把我這個遠非秀才的蒙童也當作文魁星了。
本來父親很寵愛大哥漢卿和二哥漢臣。大哥很文雅，二哥很聰明，父親對他倆寄予厚望，我這兩位兄長確也自幼抱負不凡。大哥念中學時，本是個長得白白淨淨的儒弱公子，最喜歡背誦李後主“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之類的名句，卻偏偏要把自己想象成叱吒疆場的英雄，並給他和二哥起了“軍峰”、“軍樞”恁般了得的名號，很不把父親這個“司令”放在眼裏。後來他有兩件事傷了父親的心，一件是1943年秋，他與父親在二十七縱隊時的副司令趙紫俊的女兒結婚，父親為這場婚事沒少花心力與金錢，從天津采辦了很多迎娶的用品，給大哥訂製了西服，在舉行婚禮的前一天，大哥與父親爭吵，不肯著西裝，說自己脖子長，著西裝不好看，要穿長袍馬褂。本來女方已決定第二天穿婚紗，不得不趕快通知人家改穿旗袍。父親氣得臉色發青。再一件是我家逃難到劉村後，父親要大哥到西安或重慶考大學，大哥堅決不上大學，要到西安上黃埔軍校第七分校。去了兩個月，受不了軍校的苦，又回到家裏。父親隻好任由他去，不再過問他的事。祖母很偏心，喜歡大哥不喜歡二哥，他護住大哥卻專愛挑二哥的毛病。二哥是個天資聰慧的孩子，愛動。老家郭村那兩口古井，井口很大，二哥六七歲時就敢從井口上跳過來跳過去；二哥喜歡爬高上低，喜歡在牆縫裏掏麻雀，並把雀雛調教得聽從指揮，這些作為惹怒了祖母，祖母一見父親就要嘮叨二哥的種種“行狀”。大哥的書沒有讀好，還常同他鬧氣，二哥機靈調皮，不太用功，他把範家的文運就寄托在我身上了。他每次回到劉村，就要看我的作文，我也確實令他高興過幾次。但我性子執拗，總同他有種隔膜，他也無奈。
到冬天，我和哥哥沒有棉衣，父親要軍需官送來兩套士兵的棉軍裝，太大，一個勤務兵送我到李青店去改棉衣，遇到大雨當天回不來，晚上我同勤務兵睡在一間小客棧的牲口房裏，可能誰都想不到我是師長少爺，棉衣改好，哥哥不肯穿，父親看到我穿著怪模怪樣的棉衣，誇了我一句：“漢生老實。”
劉村是個小寨子，被土夯的寨牆圍著，中間一條大街，從東寨門直通西寨門。南寨門有門樓而沒有門洞，人們隻從三個寨門出入。街上有幾間雜貨店，還有一個郵政代辦所。我們家借住在寨西南角一個大戶人家裏。我雖出生在開封，但我尚不記事已回到郭村。劉村比郭村大，也比郭村熱鬧，有點城鎮的氣象。它是我最早留下印象的“城池”，所以至今有關“城池”的聯想，我仍然會把地點移至劉村。這是一個風景秀麗的豫南小集鎮。它西臨白河，南濱留河，地處兩河交處，河對岸是起伏的山丘，山丘上長滿叢叢柞樹，深秋季節，柞葉像被秋風燒過，變成半焦的暗褐色。冷風吹來，滿山都似火苗飄蕩。留河岸上，疏疏落落地立著一兜兜蘆葦，灰白色的蘆花在陽光下閃動，遠看如無數隻白鶴在低徊高翔。河岸與寨牆之間有一大片桃林，桃子早禦了，桃葉飄落了，但那密密的交織在一起的枝幹，仍鋪排出一派蓊蘢之氣，令人感覺不到秋之蕭條、冬之凜冽。白河離寨子稍遠，碧清的河水和白色的沙灘從遙遠的天際飄到這裏一展，似要把這座小鎮裹挾了去。它是天之河，它的美麗無與倫比。我喜歡站在寨牆上眺望它，一帶稀疏的柳林含著晚霞托著殷紅的夕陽，夕陽慢慢下墜，漸淡漸扁，又踮踮腳，不知是跌落到嶺後還是河底。河水在輝煌地一亮之後變暗了，沙石灘上飛起一群大雁，啼鳴著，扇動著黑色的翅膀在河麵上盤桓，好像要打撈落日，但它們的翅羽遮住了西天的霞光，天猛一下子黑了下來。我回頭望望，原來星辰早在東方升起，寨子裏已有點點燈光。
劉村有一座中學——南都中學和一座中心小學。中學在街上，小學在東門外，二哥上中學，我每天到東門外上小學。父親所以選擇劉村來安置我們，我想是為了我們念書方便，我記事之後跟著父親駐防，這是僅有的一次，我們借住人家三間房，母親和弟弟、妹妹住東間，乳母帶我和哥哥住西間，正中一間算是客廳。我住的房間南窗下有一書桌，我同哥哥常在上麵做作業。父親每回家，常到書桌旁站站，看我們做作業。他隻是默默地看一看，從不說話。
父親常帶愁苦之色。那時候部隊非常困難，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扒了，財。物幾乎全毀，祖母總是向父親要錢，父親沒有錢她就鬧，還鬧到集團軍總司令、高樹勳那裏。這一次高樹勳對父親很同情，給了祖母一些錢，說父親是孝子。
美國援華團到中國，派了許多視察組，有一個視察組到新八軍來，為首的是一個美軍校級軍官。軍部在石橋，軍長胡伯翰要各師師長到石橋歡迎援華團視察組，並要求軍容嚴整，必須穿馬靴。經過幾年的輾轉，父親私人的物品幾乎一無所有，哪來的馬靴？一個副官聽說某團長還有雙馬靴，趕快借來。父親穿起來太小，夾腳，他痛苦地走幾步，突然大怒，脫掉靴子猛然向牆上擲去，狂吼道：
“老子這個師長不當了，他媽的，我這個將軍還得穿馬靴向洋少校敬禮，可笑！有槍有炮就拿來，你出槍我出命，為啥我就得比你低一頭！”後來軍部通知視察組要到師裏來，得好好接待。為了希望人家說句好話，能分配到一些美式裝配，父親忍住氣，派軍需到南陽采買西餐用具及山珍海味。後來視察組沒有到，這筆帳沒辦法開支，就記在父親私人的帳上。當初父親來新六師，高樹勳是抵製的，由於湯恩伯向蔣介石舉薦，高樹勳頂不住才不得不同意我父親來，父親聽人說高樹勳為人厲害，所以他處處小心戒備，不敢隨便動用公款，生怕高樹勳抓住辮子。由於接我們到南召和準備接待援華團視察組，據說父親花虧空了一百多萬元（那時法幣貶值，如折實可能有幾萬元），弄得他整日愁眉不展，再不見在家鄉那種豪興豪飲了。但一有機會，他仍喜歡擺闊氣，給朋友捧場。我們房東的兒子同專員家的一位千金結婚，想把喜事辦得排場一些，同我父親一說，父親就給他派了一個連為喜隊開路。一連士兵把子彈當爆竹，向天上乒乒乓乓亂放槍，把樹枝打落一地，小孩子們跟著搶的不是花炮，而是子彈殼。我這半生隻見過一次這樣的婚禮。
我沒有見過父親打仗，但聽我一位表姐說過，她見過。1945年春天，日本軍隊進攻豫南，我們家由劉村疏散到一個更小的村子裏，那個村子在山窩裏，村前有一條轉個大彎的小河。過了幾天表姐一家也來了。後來表姐同我說，日軍進攻劉村，她見到我父親，她是從門縫中看到的。她們家住在郵政代辦所旁邊臨街的一座房裏，她聽到街上槍聲、喊聲響成一片，好奇地從門縫往外看，正看到我父親兩手拿兩把手槍，被幾個士兵架著，罵罵咧咧地從街上走過。搜索連祈連長一麵發口令上刺刀，一麵向幾個士兵喊叫，“把師長架下去，硬把他架下去！”父親不肯走，罵罵咧咧，麵色鐵青，樣子很可怕。宏肇哥（父親的隨從參謀）跟在父親身邊，握著左輪槍，走幾步扭轉身打兩槍。搜索連士兵端的水連珠槍上（這個連是蘇式裝備）都上了三棱刺刀，端著刺刀的日本兵，在一百米外停下來，伏身射擊……表姐把這點見聞同我說過幾次，每到最後她就說：
“真可怕，姨父的臉色真可怕！打仗真可怕！”我相信，父親在戰場上的樣子一定是很可怕的！
後來母親帶我們兄妹，在伏牛山南麓瀕臨白河上遊的一個小莊一一餘坪住了幾個月，父親曾來探望過幾次。這個村莊非常美麗、寧靜，像是另一個世界，幾乎令人忘記戰爭。但偶爾聽到隱約的炮聲，大人們從炮聲傳來的方向，推測父親部隊的動向。向餘坪告別後，與父親再見已是1949年初了。這中間發生了許多事。先是日本投降，聽說父親隨軍北上，我們家由餘坪又遷回劉村。大約在1945年10月間，父親派人接我們往開封。我們從南陽乘馬車，一路走走停停，大約過了農曆10月1日，走到許昌。深秋天氣，剛收完秋莊稼，大地一派蕭條景象，兵荒馬亂，危機四伏，大路行人不多，雖有一班士兵護送，母親總是提心吊膽的。遠近幾座荒墳旁邊，冒出縷縷青煙，奶奶告訴我，“十月一，送寒衣，那是給鬼送衣服的。”這情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馬車緩緩前行，一天走不了幾十裏路。即至走近許昌，像從長夜裏走出來，剛看到一點人間繁華，母親的心剛落下，這時從路口出來兩個戴禮帽穿長衫的人，說是許昌專員派他們在此等候的。他們同我母親低聲講話，我聽到一句：“你們的部隊投降了八路軍，專員叫我們等在這裏給你們個信。”母親麵色突變，人們圍在馬車周圍忙亂起來。護送我們的士兵還佩帶著新八軍的上印“克堅”二字的臂章，那兩個人要他們立即扯下來。我對父親“投降八路軍”一事不知如何解釋，懵懵懂懂地跟著母親去到開封。父親曾派人來接我們去他的駐地，母親不願意去，我們就在開封住了三年。三年中，斷斷續續有些父親的消息，大都是傳聞而已，我們連父親的確切地址都不知道。
1949年初，父親突然回到開封家裏。依舊是一身筆挺的草綠色呢軍裝，依舊是高挺胸脯在屋裏說話滿院子都聽得到，依舊是呼拉拉帶了一大幫人，不過這時不叫勤務兵而叫警衛排，依舊是被人“軍長、軍長”地稱呼著，依舊是忙於送客拜友，在我眼裏父親的神采相貌簡直沒有什麼變化。這一次他是奉命往新鄉策反國民黨四十軍的，順便探家。他在家裏呆了幾天，整天和朋友高談闊論，但當他獨自一人麵對冷清的有一株石榴樹的庭院裏，他臉上卻有一種洗不掉的濃重憂鬱。那年我十五歲，剛到中原大學，算是已經參加革命工作了。他聽大姨說，我讀書讀得很好，初中沒有畢業就考上最難考取的開封高中，他很興奮，又作起家族的文化夢，執意要我跟他到北京去念書，我說我不能脫離革命，他說這怎麼叫脫離革命呢？
“什麼叫革命？”他以“老革命”的口氣教訓我，不過態度很溫和，“讀書不是革命嗎？將來要搞建設，建設就要有文化，靠我們這些人行嗎？不行！靠你們年輕人把書讀好！”
“我哥哥參加革命可以，為什麼非要我去讀書呢？”我爭辯道。
“我說過了，讀書也是革命，你怎麼還不明白呢？革命有分工。”他耐心地說，“你哥哥比你大兩歲，他去參軍我不反對，像你這樣年紀，去幹什麼？一打仗還是負擔呢？”“我才不會成為負擔呢！”
我媽看我又拗起來，數落著：“不聽老人言，必定受艱難，看吧，有你小孩受的苦。”父親擺擺手，製止媽媽說：“好好，要他再想想。再想想。”
我發現父親這次回來，脾氣比過去好多了。對我們很講“平等”，真是一革命就把身上的軍閥作風革掉了不少。
過幾天父親又同我講到北京上學的事，我以轉學困難。插班困難來搪塞，他哈哈一笑，口氣很大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