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能沒有你上的學？你想上哪間學校都可以。我可以找薄一波同誌嘛，找周恩來同誌嘛。”
……父親說這話，一方麵暴露了他的特權思想，一方麵說明他當時還未想離開北京，他對他的個人前途還是樂觀的。
我家住在小紙坊街，小紙坊街解放前住了許多要人，在開封很有名氣。父親一回來。整條街都知道“軍長回來了”，街坊們都為我家慶幸，對我們家人很尊重。當時我所在的中原大學23隊組織秧歌隊沒有鑼鼓，我帶同學到街道上借，拉人力車的和別的街坊見到我，都喊我“三少爺”，回到學校同學們取笑我，我氣得哭了一場，我對能使人稱我為“少爺”的老爹，又耿耿然了。
過去的歲月像一個破碎的陰影，籠罩著父親，籠罩著兒子，籠罩著我們的父子關係，這個陰影雖說破破爛爛，雖說看不到，摸不著，但卻是那般沉重，它像一張用鐵鏈結成的網，我們始終將它揭不開，推不去。父親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但我學的“辯證法”卻教會我對他隻看一麵。那時候的潮流如此，我把家庭成份說成是官僚地主，要同家庭決裂，似乎很革命。一九五一年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社會部辦公室工作時，一天晚飯後同幾個年齡相仿的小同誌在機關大院裏遊玩，辦公室主任招呼我過去，我走到他身旁，他要我坐下，我同他坐在花圃的台階上，他笑著問我，你的父親叫範龍章吧？我說是的，他說是到過延安的那個範龍章嗎？我又說是的。他“嗬”了一聲，說他見過我父親。
“你怎麼見到他呢？”我詫異地問。
“在延安開大會我見過他，”主任笑笑，“不過他在主席台講話，我在台下當聽眾，其實不認識。他是延安的大名人，我是無名小卒，也可以說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他在延安的情況，我沒聽他講過。”我說。
“既然你父親是範龍章將軍，你把家庭成份填寫為官僚地主不妥，我不知道你家裏是不是地主，但我知道你父親在延安入了黨，是黨中央直接批準的共產黨員，所以不能說他是官僚，不能依他把家庭成份定為官僚地主。”
主任與我談過話後，再填表我就將家庭成份填為地主。1980年，組織上落實政策，又把我的家庭成份落實為革命軍人。
一種政治壓力和左的思潮扭曲了父親、扭曲了我，也扭曲了父子關係。父親本身何嚐不在這種壓力下屈服，不在這種思潮下迷茫。後來我看到父親五十年代口述的一些回憶文章，在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前半生的同時，回避了他追求進步、向往光明的一麵。把他在整個抗日時期的活動，用“聯日反共”四個字概括，隻字不提他參加“八·一三”淞滬抗戰、台兒莊會戰、瑞昌會戰；隻字不提他在黃河北岸與日本轉戰數載，反對投降，兩次率部突圍的壯烈行動。在國民黨三十九集團軍的將領中，他是最先表態支持高樹勳總司令舉行邯鄲起義的，對起義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回憶文章中卻輕描淡寫，並給自己扣上隨機應變的帽子。他一生中的兩個閃光點：一是堅持抗戰，一是參予邯鄲起義，都被寫成這個樣子，這實事求是嗎？難道父親說這許多違心的話，內心沒有痛苦嗎？
將軍白發，不敢言功，實令人哀歎。
1949年四五月間父親又回開封時，情緒大不如前，比較沉默。我從他同母親的談話中，知道新鄉談判受挫，他心情鬱悒。他同國民黨四十軍軍長李鐵軍可謂老朋友，抗戰期間，一起出生人死，頗有交往。他奉華北軍區和薄一波同誌之命，單身進新鄉城與李鐵軍談判，爭取新鄉和平解放。初見麵時，李鐵軍曾奚落他，說他自己在共產黨那邊被冤枉，被扣壓，遭監禁數月之久，弄得手無一兵，身無寸權，如今還來作說客，實令人心寒。但他對此卻一笑了之，凜然向李鐵軍申明大義，分析大局，指明大勢，勸李鐵軍不要以個人得失為重，要認清形勢，走傅作義將軍的道路。薄一波同誌指示父親按北京方式解決新鄉問題，經過談判李鐵軍接受了這個方案，後我方地方部隊看四十軍已成籠中之鳥，堅持要四十軍投降，放下武器，以裝備自己，因此雙方爭持不下。最後雖按投降的辦法擬訂了協議，李鐵軍稱病飛離新鄉，四十軍遲遲不肯簽字。此時父親已萌“歸隱”之意。
關於父親離隊的原因有種種說法，我分析是下列幾個因素促成的：一、對在“民主建國軍叛變”冤案中，他被扣押吊打、監禁審查思想不通。對屬下一批軍官仍然蒙冤係獄，他內心很痛苦，在此情況下，他認為他個人繼續當官，對不住部下；二、新鄉談判受到挫折，他感到自己無功於組織；三、解放戰爭即將結束，今後不打仗了，他缺乏文化，不會被重用，也沒有東山再起之機；
四、在一些老朋友的慫恿下，錯誤理解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想辦工廠賺錢，舒舒服服過太平日子。是年六月，父親到北京向薄一波同誌彙報工作，提出“解甲歸田”的要求，薄一波同誌勸導他，要他留在北京，如不想幹具體工作，掛個名譽職務也可；如果真想“歸田”，可帶四五萬人辦個大農場，人馬比帶一個軍、兩個軍還多。他的朋友和入黨介紹人申伯純、金城、周子健、朱早觀諸同誌也對他進行苦勸，他去意已決，不聽勸告，後來薄一波同誌隻好給吳芝甫同誌寫了一封信，讓他帶上，囑咐他遇到困難去找吳芝甫。他於七月中旬回到開封。他到開封那一天，正好我在當天乘車南下，我到行宮角他的麵粉公司籌備處去看他，向他告別，他把腕上一隻手表脫下送給我。父親原來有一隻很名貴的長方形手表，是抗戰初期湯恩伯送給他的。1949年他被送進神泉學習班時，這隻手表連同朱總司令送給他的羔皮大衣、他同毛主席的合影都丟失了。他送給我的手表，是他在新鄉策反時，一位老朋友送的。
我南下之後，再一次見到父親已是十九年後的1967年了。那時我在廣東省化工原料公司工作，出差河南，在家住了兩個多月。1954年我家隨省府遷鄭，住在鄭州行政區花園路口東己院。東己院是幾排兩居室一套的平房，住戶大都是政協的老先生，老先生們在房前屋後種上蘋果、葡萄，院子裏倒是蔥蔥蘢蘢，一片綠蔭，很有幾分鄉間風味。1966年父親突得重病，腦血栓，差一點癱瘓。
我回家時，他已恢複到能夠拄杖走路。東己院衛生設備差，廁所公用，我每天陪他上廁所，一個星期陪他到省府門診部拿一次藥，有時陪他上街理發、下澡堂。父親喜歡理發、洗澡，把這看作一種享受。行政區一些理發師傅和澡堂師傅同他關係甚好，每次我去理發及洗澡，他們都圍過來同我談話，他們說我父親原來身體很好，腰背從來繃繃直，不像六十七八的人，文化革命一起來，一場病把他打垮了。他每次進澡堂，都要帶兩包“彩蝶”或“三門峽”香煙，澡堂師傅一見到他，就過來招呼，抽他的好煙。那時已不準搓背，澡堂師傅還是偷偷幫他搓一搓。這可以看出父親在行政區的人緣，他願意和引車賣漿者流為伍，結交了一幫朋友。有幾次我同他在路上遇到他的同事。一次，我看到一個身材不高，麵皮青白的老者立在一棵法國梧桐前搖擺雙臂、左右開弓拍打樹幹，父親看出我有點好奇，就走過去說：
“你這位體委主任練的是啥功呀？”
“喲，卓雲（我父親的字）兄，”那老者一抬頭，看是我父親，急忙走上前握手，“身子好點了吧？看樣子還行，多走動走動。”
“漢生，你過來，”父親喚我上去後說道：“這是你範老伯。”
“範老伯。”我恭敬地叫了一聲。
“我是範紹曾，就是《侍衛官雜記》裏寫的那個範紹曾。哈哈哈……”父親也笑了，說：“行，你這麼樂觀，不拍梧桐樹也能活百歲。”走過去之後，父親告訴我，範紹曾老伯起義後幾經調整，文革前是掛名的河南體委主任，文革一開始就徹底靠邊了。
一次在花園路口遇到張軫，張軫身材粗壯，聲音宏亮，他說我很像父親。
和父親年輕時一樣。他與父親是二十路軍的老同事，當時二人不和，老來卻恩仇皆泯，相互憐惜起來。
“聽說你很忙，是不是？”父親問。
“忙，是忙，搞外調的從早到晚不斷。”張軫說，“我讓他們排隊！”
“你還是省主席呀？（解放前，張軫曾任河南省主席）”父親開個玩笑，“要人家拿籌會客嗎？聽說你還拍桌子罵人？”
“我罵我自己不會說假話。本來嘛，向我調查是為了弄清問題，我說事實他們不滿意，說我不老實，非逼我寫假材料不可，你說我該不該發火拍桌子？”
平日父親很少說話，他常雙手拄杖立在門口台階上看門旁的兩株蘋果樹，一看就是半天。這兩株蘋果樹是我家剛搬來時，他同母親兩個人栽的，現樹冠已經很大，早幾年就結果子了。聽母親說，過去每年春天，父親就要修枝、施肥，他病後就沒法管理了，所以今年結果很少。他除了上廁所和看病之外，偶爾也到院子裏走動，遇到人都同人家打招呼說“吃飯啦”、“下班啦”之類簡單又簡單的話。一次看到腰彎成曲尺形的閻濟民拿個尿壺艱難地一步一步挪動著到廁所去倒尿，他喃喃自語道：“他太慘了！”幹枯的眼球蒙上一層？目水，閻濟民原是新六師十六團團長，我父親任民主建國軍第一軍軍長時，閻升任第二師師長。在民主建國軍“叛變”案中，他是首當其衝的一個。1948年被關押的民主建國軍軍官絕大部分被釋，重新分配工作，唯有他與其他幾個人仍被囚禁（第一師師長聶誌超死於獄中），以便說明“叛變”是事出有因的。他拒不承認強加給他的罪名，直到“文革”前夕才被釋放，安排到河南省人民委員會參事室來。
在我家後麵住了一個政協夥房的大師傅，政協成立領導小組時，硬把他結合了進去，算是我父親機關裏的領導了。每次遇到我父親，大師傅都要問問我父親的身體情況，我父親向他問問機關裏的情況，他們的對話很有意思。一次我父親問他，機關裏在忙什麼，他說：“沒什麼忙的，還不是學習？我還幹我的老本行。老先生們還坐在學習室裏念報紙。”
“都學些啥呀？”父親問。
“這幾天在學習‘楊傅佘’。”大師傅答。
“誰叫‘楊傅餘’哪？”
“這我就說不清了。要我說豆腐魚我倒能說出個丁卯。”大師傅笑著，“反正是剛挖出來的，新鮮熱辣，說是藏得很深。”
“那可不容易學呀！”父親說。
“那是，那是。”大師傅點著頭。
父親看我寂寞，沒有書看，一天上午忽然說，“漢生，我帶你去看看你石老伯。石老伯名乃紹也是政協的人，住的同我家隔幾個門口。一進石老伯的房，父親說，”老先生，俺漢生來向您借幾本書看。“石老伯是個矮小幹瘦的老頭，忙扶扶黑邊大眼鏡，從一張破藤椅裏站起身，”拿吧，拿吧，還借什麼。反正這些書對我都沒用了，我這輩子不會再看它們。石老伯有兩大櫃子書，我從中挑了一本《希臘古代史》。父親主動串門，這是唯一的一次。
父親告訴我，石老伯是他們這一群人中最有學問的一個。他在法國留學時與周總理相熟，後來回國參加了民社黨。民社黨參加蔣介石政府組織的國民代表大會，他堅決反對，他是民社黨湖北省委主席，帶領民社黨湖北省委退出民社黨，此舉曾轟動全國。
在省政協駐會的老先生中，同我父親來往密切的是劉希程老伯。劉老伯比我父親小幾歲，他常開玩笑說，他是這群人中的“青年”，機關也把他當“青年”使用，比如拉架子車送病人之類的重活、急活就得由他來幹。他是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曾當過孫中山先生的衛士，參加過“八一”起義，由於他伯父是國民黨元老的關係，後又回到國民黨的軍隊裏，抗戰時任軍長。他性格開朗、和善，幾乎每天都來看看我父親。他家在後麵一排房住，門口正對我家窗口，他常常下班捎一張《參考消息》，從窗口遞給我。有時繞過來，進屋同父親說說話，談得最多的是學習室裏的情況。
“今天誰回學習室了？”父親問。
“回得有一半吧。”劉老伯接著說出幾個人名來。
“學得咋樣嗬！”
“老樣。”劉老伯慢條斯理地把學習室的風景描繪一番：某老頭鼾聲如雷，某老頭口水流了一尺長，軍代表大皺眉頭，權當聽不到，看不見，繼續叫人念報紙。
“你哪？沒睡一會？”
“我不敢呀？我‘年輕’哪。”
說到此，兩個老頭大笑起來。這是父親最開心的時候。
父親最親密的夥伴是我妹妹的五歲兒子小棟。小棟長得胖乎乎潮，很好玩，整天與父親為伴。隻要小棟在身邊，父親臉上就有悅色。一會兒不見小棟，他就拄杖走到門口，大聲叫：“棟！棟！”後來全院的孩子都學父親呼叫小棟的喊聲。
……1969年我在幹校患病，回鄭州治療了五個多月。這是我一生同父親在一起時間最長的一次，父親的身體比一年前又差了許多。他經常一個人悶坐，半天不語。母親把飯做好，裝好飯放在他麵前，叫他吃他就吃，不說要他吃他也就不動筷子，一點脾氣沒有。有時候母親同他講話，他好像聽不到，母親常常苦笑著說：“看這老傻子。”我看到父親這樣，心中一陣悲涼。
我喜歡問他過去的事，他斷斷續續地講一些。一天晚上圍坐爐邊，他望著火苗沉默了好久，忽然說，“漢生，我從頭給你講講吧。”從這一晚開始，他在爐邊給我講了許多個晚上。
他的思維基本上還是清楚的，我提到的問題，他大都能給以清晰的回答。
我問了許多他在延安時的事，譬如他的入黨經過，他同中央領導同誌的接觸等等，他都能記得起來。
有一晚我突然向他提出一個在我心中懸疑多年的問題，我說：
“爸，我們父子之間說真話，你告訴我，你起義後是不是想過‘叛變’，是不是又同湯恩伯取得了聯係？”
父親閉上眼久久沒有說話，嘴角慢慢浮起苦澀的笑紋，輕輕籲了口氣。
“欲加之罪嗬！”他十分平靜地說。“我同湯恩伯的關係是比較密切，但邯鄲起義之後，我同他沒有聯係。老鎮嵩軍的將領後來一直還能在軍隊中走動的隻有三個人一一劉茂恩，武庭麟和我，劉茂恩是靠蔣閻馮中原大戰時倒戈，扣押萬選才，取得了蔣介石的信任；武庭麟靠劉茂恩，我確是靠湯恩伯的幫助。湯恩伯認為我對他有救命之恩。1932年1月，湯恩伯的第二師在潢川一帶被陳賡部擊潰，湯與師部被圍，我帶著二二八旅增援，在一個河邊，正遇王仲廉、鄭洞國兩旅潰散過河。王、鄭見到我，告訴我說湯師長還被紅軍圍困在河那邊一個寨子裏，求我解救。我立即率部隊反攻，並要王、鄭兩旅長整理他們的部隊跟上來。此時紅軍已撤，我很輕易地給湯恩伯解了圍。第二師戰敗，蔣介石震怒，湯恩伯急於趕到南京彙報。天下著雪，沒有交通工具，我就叫馬夫套車，用我的轎車把湯恩伯送到潢川車站，湯恩伯感激不盡，這就是我同湯恩伯交情的淵源。抗戰初期，我任湯部八十九師獨立旅旅長，同他一起參加了台兒莊會戰和瑞昌會戰。以後湯的官作大了，對我確實有不少關照。這些都是往事了。後來我來到共產黨這邊，劉茂恩去到台灣，武庭麟解放後被槍決，各走各的道了。我到了共產黨這邊，還要同湯恩伯聯係嗎？1946年10月29日，邯鄲起義。周年前夕，我在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向全國同胞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獨裁專製發動內戰的罪行。難道我還能留有後路嗎？”
他說，共產黨真能教育人，改造人，邯鄲起義一年多，他的思想有很大轉變，加上中央領導同誌對他很關心，很看得起，他是真心參加共產黨，想好好幹，為革命立功。他是在延安交際處入黨的。介紹人是申伯純、金城、周子健。
他遞交入黨申請書後，朱總司令代表黨中央、饒漱石和安子文代表中央組織部分別同他談話，楊尚昆同誌主持支部大會討論通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分別簽字同意，中央批準。延安撤退後他到了山西興縣賀龍司令部，為什麼急於回晉冀魯豫邊區？就是想“表現”，想過黃河組織隊伍，配合陳賡同誌在河南戰鬥。不料進入晉冀魯豫邊區就蒙冤係獄。
我問到他對每個中央領導同誌的個人印象，他說朱總司令是忠厚長者，周總理熱誠幹練，彭德懷同誌是一位模範的革命軍人。
“毛主席呢？”我問。
他拿起火鉗顫顫巍巍地去夾燒紅的煤塊，沉默良久說，“你要我用一句話來說我說不準。隻能說是偉大吧。不過，大家都這樣說，這不能算我的個人印象。”
“我們參觀團的人最怕彭老總。”他說。
“為什麼？”
“他不苟言笑，處處表率，所以都敬畏他。”父親又說，“他給我們講《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上課最多。”
“為什麼他給你們上課最多呢？”
“在延安他是個大閑人嘛。”父親看著我吃驚的樣子，笑了。
“他怎能是個閑人呢？”
“唉，百團大戰之後他就閑著了，直到胡宗南進攻延安，他主動請纓才又忙起來。延安撤退前，毛主席曾找我談軍事部署，我們兩萬多人對付胡宗南的十七個旅，當時我真沒有信心。後來事實教育了我，我服了，我佩服毛主席的戰略眼光和彭總的膽識。”
談到抗戰，父親用火鉗敲敲鐵皮煤爐，揚起頭長長噓了口氣，悲憤地說：
“說我什麼都可以，說我不抗日就是不行！龐炳勳、孫殿英投敵了，我不投敵，怎能把漢奸的帽子往我頭上戴？‘八·一三’戰役，我以最高軍事委員會參議的身份指揮二十路軍七十六師二二八旅守衛常熟虞山，我旅與敵人拚刺刀拚來拚去，一天就傷亡一千多人，我也沒有想活著下山。二十路軍倒在淞滬戰場數千兄弟，哪一個不是為國犧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