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時，到達洞庭溪。上岸後，我主動走到他麵前，歉意地叫了一聲“久哥”，他微笑地說：“你是彼德吧？”顯然，他一上船就認出我了，隻不過為了不連累我而沒有叫我。在那個動蕩的年月，政治無孔不入，鬥爭無處不在，人與人的關係很不正常。
在吊腳樓的小店裏，我請久哥吃了一碗豬蹄粉絲，看著他那狼吞虎咽的樣子，似乎很久沒沾到過一點油腥。他雖然瘦弱得不像人樣，卻沒有述說近一年來非人的經曆，隻是重複一句話：“我是含羞帶愧呀！”我勸他在小鎮上住一夜，他堅持一定要走，給我的印象是極不自由。臨別，我送他十元錢、十斤糧票，他說了個“謝”字便消逝在崎嶇的山道中。
我這次洞庭溪之行的目的是相親，朋友給我介紹了個對象，通了兩三個月的信，這天是頭一次見麵。這種“隔山買磨”式的婚戀肯定是不成功的，與大表哥的不期而遇則引起了我靈魂的反省。特別是當我回到黑龍江上班的第三個月，接到家裏來信，說大表哥死了，大木尖稱他是“病故”的，實際上是一天二個工分的報酬無法養活自己，又被一個民兵營長剋扣口糧活活餓死的。人們發現老鼠啃掉了他一隻眼珠，還咬斷了他一個腳指頭……我如雷轟頂，反複責備自己：為什麼我不敢認他，難道一碗粉、一張紙幣、一張糧票就可以挽回我的膽怯與自私嗎？我本可以向縣裏打打招呼，為他減輕一點負擔，但是我卻想都沒有想過，這表明我這個“自我”是不完善的，我的靈魂必須淨化、提純。1979年，李來毅即久哥的問題得到了徹底的平反，然而我心中之痛卻再也無法消去。
十二
我在念初中時，就喜歡上詩，1958年發表處女作《出鐵》，從此堅持不斷，終生不渝。最初的動因是語文老師的引導與鼓勵，加之“抗美援朝”詩歌的影響，以為寫詩是一種愛國主義行動，個人的處境也能得到改善。為此，我得過不少榮譽，也沒少挨過批評。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生閱曆的加深，文化交流的擴大，我逐漸發現詩在生命中的重要地位。例如：諾瓦利斯把詩理解成“心靈感應的藝術”，詩成了“任意操縱感官世界的手段”，成了對人的自由的、自主的無限的創造力的運用；施萊格爾思索的核心是詩與人生的合一，“所有的美都是隱喻。那最高的，正因為它是不可言傳的，因而人們隻能把它隱喻地說出來”；尼采將哲學與詩融為一體，他要“騎在一切象征背上駛向一切真理”，用作象征的某一形象或觀念，不僅指一事一物，還能使人想到無名無象不落言詮的絕對和永恒；海德格爾在一個沒有詩的時代召喚詩人，明確指出“語言是存在的家”，“詩通過詞語的含義神思存在”，“創作詩與運思一樣，以同一的方式麵對著同一的問題”，都是“在存在的田野中犁溝”，因而詩人和思者的天職就在於：說不可說之神秘……
中國的老子的論述則比他們早了兩千多年，《道德經》如是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眾甫。”既是論“道”，也是論生命的本質，其中無與有、虛與實、主與客、神與形、恒與常、隱與顯等諸種矛盾，均得到了辯證的統一和美學化的表述，這與詩的藝術特征何其相似乃耳！另外，老子常利用中國漢字一字多義的優點，以多義字的組合，來構築新的概念，使他的哲學觀點包容了這些字的各種意義，具有豐富的外延、多層的啟示，這不正是現代詩的語言所夢寐以求的嗎？
當代學者周國平的意見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詩人哲學家》的前言《哲學的魅力》中寫道：“沒有哲學的眼光和深度，一個詩人隻能是吟花詠月、顧影自憐的淺薄文人。沒有詩的激情和靈性，一個哲學家隻能是從事邏輯推理的思維機器。大哲學家與大詩人往往心靈相通，他們受同一種痛苦驅逼，尋求著同一謎的謎底。”因此，他提出了“詩人哲學家”的命題，並歸納出三個條件：“第一，把本體詩化或把詩本體化；第二，通過詩的途徑（直覺、體驗、想象、啟示）與本體溝通；第三，作品的個性色彩和詩意風格。”看來，詩與哲學的聯姻是生命的需要，是藝術的必然。但我也要在這裏指出——詩與哲學的側重點還是不同的，區別亦有三：詩側重於求美，哲學側重於求真，盡管美與真並不矛盾；詩側重於不可感之感，哲學側重於不可說之說，雖然感與說不時相通；哲學可以用詩的語言表達，詩不可以用哲學的語言寫成，當然也有例外。
創作與理論是車之雙輪，鳥之雙翼。80年代我開始了詩歌理論研究，1992年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詩”的命題——其特征是：它是世界的，也是中國的；它是現代的，也是曆史的；它是橫植的，也是縱承的。其詩法是：以自我溝通人類，以個性表現共性，以封閉追求開放。其語言策略是：象征、暗示、張力、特殊語法、賦比興的現代轉化等。後概括為三句話：克服惰性，增強活性；提煉有言，開掘無言；破壞舊序，創造新序。2000年補充“二項工作”：現代主義的尋蹤，中國古典的尋宗，實現對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古典詩的雙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