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奴隸社會工藝美術
青銅工藝
青銅工藝的一般情況
在原始社會晚期，人們在尋找石料和玉石的過程中發現了自然銅礦——紅銅，最早的銅器於1973年在陝西臨潼的仰韶文化遺址發現，是一件銅片，經碳14鑒定距今約5900年。之後在河北大城山遺址及甘肅齊家文化遺址又陸續發現了許多紅銅製品，多為小件工具和裝飾品，有刀，錐鑿，指環等，主要以冷鍛加工製成，但從發現的銅渣看，說明已出現了熔煉，大概是由於紅銅熔點高，難於製作且質地軟不耐用等原因。很長時期治銅發展很慢，日常生活中仍以石器、陶器為主，這一階段在曆史上稱作銅石並用時期。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發明了用銅和錫的合金製作器物，這種合金呈青灰色，被後人稱為青銅器。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器是一把銅刀(甘肅馬廠文化遺址出土)，青銅器具有熔點低硬度高等優點，而且不易鏽蝕，填充性好，能鑄出精細的花紋。
青銅器的製作由冷煆發展到熔鑄，又從用單扇範製作簡單的工具和樂器發展到能夠製作空體的容器，在工藝上是一個很大的飛躍。空體容器須用合範法，它的做法大體為，先用細泥做成器物的樣子，然後在上麵雕刻紋飾，紋飾凹下去的部分用刀直接刻畫，凸出的部分用細泥貼塑，泥模做好烘幹後，就要製作澆鑄時用的內、外範。外範先用調和拍打成扁平狀的細泥捺在陶模上，使原模上的紋飾反印在泥片上，等泥片幹後按所要鑄造器物的形體特點分成若幹塊，並在相鄰兩片間做出若幹個三角形的榫，這樣便製成了外範。內範的製法可將原來的泥模刮去一層，刮去的厚度剛好是器物所需的厚度，內範也可另外製作以保留原模，然後合範，合範時常在內、外模之間設子母扣以防錯位，合範後用泥土加固外範並留出澆鑄孔，澆鑄後經脫範打磨等工序使器物最終完成。這種合範法在商周時普遍應用，對一些造型上較突出的部分還采用了分鑄法，如器物的耳部以及突起的雕塑，商代“四羊尊”(湖南寧鄉出土)的羊角就是分開鑄成後嵌入羊頭的外範內再澆合在一起的。到春秋晚期和戰國時代，人們開始用失蠟法製作銅器，能澆鑄出複雜多變的造型體。它的大致做法是先用蠟製成器物的模型，然後反複淋上細泥成一定厚度，待泥幹透後加熱使蠟質流出再將銅液灌入，這種方法一直延用至今。
合範法示意圖我國古代青銅工藝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很大影響，安陽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從重量到體積均為世界同期所僅見，器重875公斤，通體高137厘米，長110厘米，寬78厘米。從當時出土的煉銅坩鍋容量看，製作這樣大的鼎一次需用七八十個坩鍋，由200餘名熟煉的工匠在短時間內一次澆鑄完成，其場麵的壯觀可以想見。商周時期青銅器出土的數量之多也為世界同期所罕見。
我國對青銅器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很久以前就受到重視，古代的研究至宋代達到高峰，並已著書立說，現流傳下來的最早的關於青銅器的著錄為宋代元年間的(考古圖)，其中收錄商周至秦漢青銅器共224器，其後宋徽宗年間又有(宣和博古圖)收錄青銅器839器，這一工作一直延續至今。當然，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青銅器被破壞者也不計其數，後來遭帝國主義盜運出國者更甚。近30年來，我國政府頒布了一係列有關文物保護的政策法令，並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對河南偃師二裏頭文化的發掘，找到了商代青銅業的源頭，對河南鄭州二裏崗和河南輝縣琉璃閣以及河北槁城的發掘，使我們看清了早商青銅器的麵貌。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和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文化的研究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僅安陽一地1969年至1977年間就發掘了939座墓葬遺址，其中僅五號墓葬(婦好墓)一地就出土了隨葬器物1600餘件，其中青銅器440多件，並有一些前所未見、具有很大研究價值的精品，如“三聯觚”、“偶方彝”等，其中的幾麵銅鏡將我國鑄鏡史從以前所知的春秋提早到商代。最近對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場的發掘，更使青銅工藝在我國具普遍意義。
青銅工藝作為奴隸社會的一麵鏡子，折射出這一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麵的情況，尤其是青銅器上的銘文直接反映出奴隸社會的真實情況。商周時期青銅器上大多刻鑄有銘文，也稱鍾鼎文和金文，它和甲骨文同為我國最早的文字。商代銘文簡單，一般三、五字甚至一、二字，如武丁、母戊等，僅表示為誰而做，屬於誰等或者是簡單的族徽；西周後出現長篇銘文，最長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共497字，銘文的增加除與統治意識有關外也由於文字的發展和鑄造技術的提高。銘文內容涉及到祭典、占卜、訓誥、征戰、賞罰、訴訟、契約等許多方麵，如西周重器大盂鼎有周康王一次賞賜給貴族盂眾多奴隸的記載，周孝王時的鼎鑄有貴族之間用奴隸交換馬和絲以至發生訴訟的記載，西周中期重器虢季子白盤記述了奴隸主子白與西北少數民族儼狁的征戰情況，很多銘文還記載了祭祀規模，殘殺奴隸以及交換田地，開墾荒地等情況。銘文字體早期為象形文字近似於甲骨文，至西周逐漸規整，字體線條挺拔雄健，春秋後向多樣化發展，出現鳥篆等誇張字體。
青銅器的大規模鑄造，表現出當時勞動力的組織和分工日益嚴密以及一大批有專門技術的工匠湧現。青銅器的製作在商周二代，不僅數量多而且涉及到生活中的各個方麵，以其用途分類有食器、酒器、水器等日用器以及樂器、兵器、工具、雜器等，其中以食器、酒器、樂器為多而工具較少，這一方麵說明青銅器在當時還很貴重，不足以大量製作工具，而生產力的根本改變隻有到鐵器時代才得以實現；另一方麵青銅器為統治階級所壟斷，它們大量製作食器、酒器並對這類日用器物百般珍愛，生前極盡享用，死後還要寢而埋之，同時這部分日用器除實用外還多用於祭祀和典禮而被稱為青銅禮器，不僅大量製造而且極其精美，成為青銅工藝的主要品種。
青銅器的主要成分是銅和錫，古代工匠們還掌握了不同的銅錫配比以使性能更適合於各種器物的功能，如錫的比例在15％左右則很堅韌，當錫的比例增加到25％左右，雖硬度增強但韌度會降低而顯得剛脆。商周時期的這些技術成就在《考工記》中作了總結，其中就有記載著不同類型器物銅(古代稱金)和錫的配比(古代稱齊)。如有：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樂器、食器配比)。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工具配比)。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之齊(刺殺兵器配比)。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砍殺兵器配比)。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殺矢之齊(射殺兵器配比)。還有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等。人們曾用這一配比表對出土器物進行現代化學定量分析，得出的結果是大體相符的，如對馳名中外的司母戊大鼎進行分析，結果是銅為82％，錫為14％其餘為鉛等雜質，而《考工記》中所謂鍾鼎之齊足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即銅為84％，錫為16％。由此可見商周青銅工藝在技術上的成就。
青銅日用器的種類
商周時期，一些日用青銅器由於用於祭祀和典禮時的陳設而被賦予特殊意義成為青銅禮器，尤其到了西周，奴隸主為了加強統治，規定了一整套禮製，在從事祭祀和典禮活動時對使用的禮器在數量和規格上作了嚴格的限製，以使貴賤有等，上下有別，這就是所謂的藏禮於器。如《周禮》載有：“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左傳·莊公十八年》載：“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器作為奴隸主階級統治的象征，一方麵表達了統治階級的意誌，另一方麵當時的工匠熔進了自己的才智和艱苦的勞動使青銅日用器不僅數量多而且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青銅日用器在造型和裝飾上發生重大變化的有四個時期，即早商期、殷商期、西周期、春秋期。
青銅日用器從用途分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日用雜器，其中主要是食器和酒器。
食器食器又可分為煮食器和盛食器二種，煮食器主要有鼎、鬲、甑等，盛食器主要有簋、籃、盔、豆等。
鼎煮食器，造型主要特征為由腹、足、耳三部分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揚火、耳可以穿扛搬運。早商的鼎，腹腔圓而深，耳小直立於口緣上，三足為錐形。早商晚期出現四足方鼎，這在成型技術上是一大突破，1974年在河南鄭州出土的二件“杜嶺方鼎”可為代表，其中一件通高100厘米、長62厘米。鼎的造型
1、2商，3、4西周，5春秋，6戰國殷商後，方鼎大增，鼎腹由深變淺，兩耳增大，因澆鑄方式的改進，足成圓柱形，柱足開始較短，逐漸增長，“司母戊鼎”可為代表。殷商時還偶然出現分襠式柱足鼎和片狀扁足式鼎，但數量不多未形成主流。西周早期鼎形承自晚商，中期後鼎腹進一步趨淺、下腹趨於平底，下腹壁外移，柱足上端漸粗而足跟部有外延成獸蹄形的趨勢，“大盂鼎”、“衛鼎”可為代表。西周後期又變化為耳漸外移，口漸敞，下腹內收使器身成半球形，足成獸蹄形，“大克鼎”，“毛公鼎”可為代表。到春秋中晚期鼎的形製變化更大，大多增有器蓋，晚期蓋有環，反置可作盤用，由於加蓋，耳進一步外移成側耳，獸蹄形足更加明顯。春秋晚期還出現了形狀相同，大小不一的列鼎形式。從早商至春秋曆一千餘年，青銅鼎的造型從微觀看變化甚大，但從整體看仍未脫出兩耳、三足、中腹的基本形製。鼎是青銅禮器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品種，在祭天敬祖時必不可少，對它的使用也最為嚴格，鼎還被看作國家政權的象征，傳說中；大禹製九鼎、象征九州，雖實物未見，但以後文獻多記載以占有九鼎為取得政權的象征。如有：“粲有亂德，鼎遷於殷”又有：“商紂暴虐，鼎遷於周”的說法，春秋諸侯楚莊王問周定王的使臣王孫滿周王室九鼎的輕重，以示對周王室的輕視，以後“問鼎”一詞成為謀取政權的代詞。
鬲煮食器，多用來煮粥。鬲最初應由鼎演變而來，鬲比鼎小，三足，足上部肥大內空、下部為錐足，這樣設計主要為增加受鬲的造型熱麵積，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有陶鬲，用銅鑄鬲始見於早商但數量極少，商代鬲多深腹，身高大於腹徑，至西周變為腹徑大於身高的橫寬式，且口沿外移，器腹變淺並出現器蓋，西周還發現方鬲，在陝西扶風莊出土一件方鬲，下部成有門開啟的爐膛，四麵有供出氣的小孔更有意義的是一扇門外鑄有一個斷足的人守門，這很可能是受過刖刑(砍掉腳)的奴隸，或者是戰爭中失去腳的士兵。
甑煮食器，功能與現代蒸鍋相似，有方、圓兩種，實際上是由上部的甑和下部的鬲結合而成，中間有一帶孔的銅片。青銅甑流行於商周和春秋，至春秋時還出現上下分鑄的販，這樣更為適用。在殷商婦好墓中發現一件三聯，上部三個甑置於長條形帶六足的器身上，器身案麵留有與甑相合的三個圓口，整器繪有紋飾。
簋盛食器，在金文的造型中也寫作“”，簋始見於殷商，延用至春秋，其間形製變化較大，基本形體為圓腹、侈口圈足，早期無耳，西周後簋常帶蓋，有雙耳也有四耳，且有耳垂並在圈足下出現方座，西周後期還有圈足下三個支點的形式，至春秋又有去掉圈足的三足式簋或一種無足的形式。簋在青銅禮器中，重要性僅次於鼎，從文獻記載中與考古發現中可知簋在陳設中常以偶數出現以和鼎配置，如有五鼎四簋、七鼎六簋等。簋的造型
左商，右西周的造型
上西周，下春秋
盛食器，盛糧食的日用品，形體為長方形，有蓋，蓋打開為相同兩器，這一特點在古代器物中稱卻置或卻立，器身與器蓋各有四個短足，早期出現時為斜壁、淺腹，後期變為直壁而深腹。
盛食器，與同為西周後新增的容器，形為方中帶圓而似橢圓形，兩旁有獸耳或附耳，下為圈足或四足，同樣有蓋成卻置形式。
豆盛食器，是盛調味品的專器。豆很早就有陶製，銅鑄始見於西周後期，形製主要為上有盤，中有柄，底為圈足。開始盤淺，柄短而粗至春秋時又派生出一種有蓋的豆，蓋與器身相合後成球體，器蓋上有四鈕，器身有四環耳，體現出實用生活中的追求。
2.酒器
尊的造型
右中商，右西周鳥獸尊（商）可分為盛酒器和飲酒器二類，盛酒器有尊、彝、壺、卣、、觥
尊盛酒器，尊在青、等，飲酒器有爵、、角、觚、觶等。銅工藝中有二種意思，在青銅銘文中常用尊和彝統稱整個青銅禮器，宋朝以後又習慣把商周青銅器中的一種器形稱為尊並延用至今。這種器型始見於早商，形製一般為圓形，侈口、圈足。尊開始也仿自陶器，在陶尊的圜底上增加了圈足，殷商時盛行長頸，大侈口，鼓腹，高足。另有一類鳥獸形尊，形體為動物造型，所見有雞，鴨，鳥，馬，象，虎，鴉等多種，在其背部鑿口並有蓋可注入酒，這種鳥獸尊在當時是專用祭器，在祭祀時盛酒不飲而灌於地，湖南禮陵出土的商代象尊，整器形象逼真而又具裝飾性，滿身飾紋，象鼻處還雕一虎形獸，器蓋又為一小象，體現了工匠的高超技藝。
彝的造型
左商（偶方彝），右西周彝前麵已提到彝和尊可作整個青銅禮器的稱謂，鳥獸尊也可彝相稱，同時還有一種盛酒器被稱為方彝，這在文獻和青銅銘文中未見，顯然也是後人所定。這種酒器在商代與四周較多，西周中期以後少見，形製為高方身，帶蓋，蓋似大屋頂，頂部有紐，器身多帶扉棱，腹有曲直兩種，在殷墟婦好墓中還出土一件“偶方彝”，為兩彝連成一體。
壺盛酒器，以銅鑄壺始見於殷商，形製也仿自陶壺，而陶壺又仿白天然瓜瓢。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有相應的象形字。壺為有蓋，耳，圈足和圓腹的基本形製，早期為貫耳，到西周中期以後成半環耳，蓋成圈頂可倒置作杯盤用，至春秋晚期越發盛行，形製也越發華麗，這時一般為長頸，肩部有兩伏獸，蓋作蓮花裝飾，1973年河南出土的一對“蓮鶴方壺”為當時的代表作，充分體現出春秋時期社會政治特點對青銅工藝的影響，這時的壺完全取代了商和西周早期的尊，而比尊更為實用和華麗。壺的造型
1商，2、3西周，4春秋（蓮鶴方壺），5戰國
卣盛酒器，青銅銘文有其字形，且有“櫃鬯一卣”的記載，櫃鬯是古時一種精製的有香味的酒，可知卣是專盛高級香酒的酒器，這大概是卣全部帶蓋的原因。考古發現的卣很多，形製多為圓或橢圓形口，深腹，圈足並有蓋和提梁，基本形體也源於瓜瓢卣的造型
左商，右西周，卣在殷商時為長頸，圓形或方形體，至晚商時為短頸和橢圓形體，西周中期以後少見，可能因為卣的功能為壺所取代了。還有一些卣作成貓頭鷹一類動物的外形稱作鴇卣，西周時還出現圓筒形卣。
盛酒器，也可盛水或貯酒。的形製開始也源於陶，殷商晚期才有銅鑄但數量極少，造形多小口擴肩，下腹瘦，小平地，肩部有兩耳，耳前有鼻，商代有圓形和方形兩種，西周多圓形。
觥盛酒器，也作飲酒器用。觥這種器形最早為牛角所製，的造型
左商，右西周到商代和西周盛行銅鑄，形製為橢圓形腹或方形腹，器身有流，有鏨(提梁)，有圈足或四足，有蓋並做成有角的獸頭形，有些觥內還附有酌酒用的勺。觥如作為飲酒器容量很大，在文獻中記載有用觥勸酒，可見商周奴隸主飲酒風氣之盛，觥於西周晚期絕跡。
觥的造型盛酒器，也可作調和水與酒的器具，同時可以溫酒，青銅銘文中有其象形字體。蠶的形製一般為深腹、圓口，有蓋，前有流後有鏨，三足或四足。益開始也仿自陶器，早商時始有銅鑄，早期流在頂上，口在頂後端，三足肥大中空，鏨在背部，蠶的形體很可能由新石器時代的陶演變而來。至殷商時將流、口下移至腹部且出現不用鏨而用貫耳者。西周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