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中商，右西周早期為深腹、圓口、有蓋和流，足為柱足。西周晚期又生袋足至春秋時體成扁圓形，且將鏨做成龍形，蓋做成鳳形，流成曲線。在禮器中雖不重要，但自早商至春秋未曾中絕，且春秋益形已略可看出後世茶壺的雛形。
爵飲酒器，也可溫酒，同時爵也作為飲酒器的總稱，爵、、觚、觶、角被稱為五爵。甲骨文，金文中均有爵的象形字，基本形製為圓腹，口前端有流可供飲用，另一端有尾與流保持平衡，腹側有鏨，口沿近流處有二栓，腹下有三錐足。爵最早也爵的造型
1夏，2早商，3殷商，4西周有陶製，陶製的爵，流很長，三足常為圈足並透孔供揚火時透氣用。以銅鑄爵始見於二裏頭文化，其所出青銅爵也是我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容器，形體單薄，束腰，素麵、平底、三足細長、流與尾均細而長，這時已采用合範澆鑄，至殷商時平底改成圜底，為澆鑄技術的改進，到殷商晚期底凸出成半球形，腹體拉長，上柱下足及前流後尾均舒展得體，整器給人以華美之感。一直到西周中期形製無大變化隻是更加精美，而於西周晚期絕跡。
溫酒器，形製除無流無尾外與爵基本相同。在殷商時也是在祭祀時盛酒灌於地的禮器。的容量比爵大，早期也為陶製，早商時始有銅鑄，為錐足、平底，至殷商時平底向下凸出，演變方向與爵相似，也到西周後絕跡。
的造型
左早商，中、右殷商觚的造型
左早商，右殷商觚飲酒器，考古發現中常與爵同出。形製為長身，束腰、侈口，口足部均成喇叭口狀。觚的造型最早也仿自陶器，陶觚係平底無圈足，到早商時始有銅鑄，這時加圈足，下底開始外侈，還發現有的圈足下係一小鈴，大概為增加祭祀時的氣氛。早商觥短粗至殷商和西周變得高聳而華麗，觥同樣至西周後期絕跡，同時出現一種帶柄的銅杯，杯身與觚很相似，可能是觥的代用品。
觶飲酒器，形製為圓腹，侈口且束頸鼓腹、圈足，有蓋，整器似一小瓶，全無流、尾、板等附件，很適於手執。觶始見於商，西周時發現方柱形觶，也在西周晚絕跡。
角飲酒器，也可作觶（商）、角（商）1盂（西周），2盤（春秋），3钅監（春秋），4（春秋）溫酒用。角的形製為無柱無流，口沿前後有對稱的兩尾，其餘也與爵相似。角原係獸角製成，殷商始有銅鑄，發現很少，為五爵中之配器且從造型看不以實用為主，也在西周後期絕跡。
五爵在西周後期均告絕跡，這一方麵與西周時禁酒有關，另一方麵這種用於飲酒的器物在當時可能已采用其它材料製作。
3水器
這一時期的水器有鑒、盤、、盂、缶、瓿等。
鑒盛水器，鑒除盛水外，還可供人淋浴或盛冰，在銅鏡大量生產前，鑒盛水還可用來照人容貌。鑒的形體較大，有圓和方兩種形式。
盥洗器，與盤同用，銅殷商時未見，是西周後新增的品種，從器形看也仿自瓜瓢，為長橢圓形器身，前有流、後有鏨，少量帶蓋，西周時多為四足至春秋出現三足或無足的而且數量大增。
盤盥洗器，也可盛冰。古時有沃盥之禮，沃是澆水，盥是洗手洗臉，一般用澆水，用盤承接，考古發現中常盤，同出。青銅盤也有很大的可供洗浴，其形製為圓形、淺腹，早商數量很少一直到西周中期才逐漸增多。商代盤無耳、圈足，西周中期後加耳，還出現長方形盤，著名的虢季子白盤即是。
盂盛水器，也可供盛物，形製為圓腹，侈口、圈足、深腹、有附耳。考古發現較少，主要出於商和西周，除圓形外還有方盂。水器中還有缶、瓿等但都在春秋後才出現且數量不多。
青銅日用器的造型
商周時期的青銅日用器，由於經常被用來當作祭祀和典禮時的禮器，所以在造型設計時除要考慮到它的日常用途外，還要考慮其置身於祭壇上的陳設效果。這樣，一件日用器物的造型設計就有了不同因素的審美追求，實際上這一現象在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的黑陶高足杯上已表現出來，那纖細的高足遠超出了實用所要求的規範，從而最早體現出這些因素對器物造型具有的影響力。宗教祭祀活動在進入奴隸社會後，改變了原來從屬於社會整體的原始性質而為奴隸主階級所壟斷、所解釋，成為他們表達觀念、實行統治的重要工具。奴隸主每事必卜，祭祀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成為當時生活中的大事和常事。青銅日用器作為祭器被視作神聖，成為聯結天神和奴隸主之間的紐帶，所以青銅日用器的陳設功能還不能簡單理解為隻是為了觀賞，它要表達的是那一時代奴隸主階級的統治意誌，而且是以天神的意誌為旗號，要求上下一致絕對地服從。《左傳》中有記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體。”這正說明了青銅器的造型和裝飾作為一種特殊的符號，要傳達出“協上下，承天體”的時代意誌。
殷商和西周的奴隸主階級在統治觀念上有著明顯的差別，使得這二個時期在青銅日用器的造型設計上呈現出不同的風格。
殷商時期，這種超出實用功能之上的審美追求，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強烈，但似乎缺乏統一的標準而顯得沒有規律。在同樣具有威嚴和力量感的基礎上，一部分作品表現得較為適度，給人以凝重、渾厚之感，如“司母戊大鼎”、“四羊尊”、“龍虎尊”等；在另一部分作品中造型和裝飾被誇張到怪誕的程度，給人以神秘、恐怖之感，如“食人卣”，“人麵紋銅鉞”等。同時，在一部分作品中還考慮到實用的功能，在另一部分作品中則全不考慮。例如同為飲酒器，五爵中爵和觶的造型即美觀又體現了實用，在設計中沒有放棄對功能的要求，而觚和角雖同樣給人以美感卻很不符合實用的要求，觚的大喇叭型口作為飲酒器是很不舒服的，而且底部占了整器的一半，使實際容量變得十分有限，那兩頭尖尖的角更使人感到無所適從。再如同為盛酒器，自和體現出了較好的實用功能，它們都有具有足夠容量的深腹，卣的提梁和蓋、的小口和蓋均為酒的保存和搬運提供了方便，而方彝則相反，那大屋頂的蓋占去了整器的一半，另一半又被底部占了很大比重，有實用功能的腹部顯得十分狹小，整器又無供搬運的提梁和鈕。
食人卣（商）西周以後，雖然青銅日用器作為禮器的功能得到進一步加強，但在處理實用和陳設二者間的關係時表現得較為成熟，加之西周統治者表達觀念比較有理性，他們更多地通過銘文等形式陳述自己的意誌，而不完全靠在造型和裝飾上的誇張表現來達此目的。一般的說，一件具有陳設功能的日用器物，如果能在滿足實用的基礎上又充分顯示出陳設效果，才是理想的設計。這方麵西周時期的青銅日用器有不少好的作品。例如對於簋的設計，早商的簋有在器身與器耳上有很多突起的乳丁，雖增強了陳設效果，卻同時也給使用帶來了很多不便，而西周的簋在圈足下加以方座，使整器顯得高聳而莊重，加座後重心上移減弱了作為禮器所需要的心裏和視覺上的穩定感，當時的工匠們又巧妙地在雙耳下加出一段垂直向下的耳垂，耳垂雖小但方向明確，從而解除了不穩定獸耳提梁卣（西周）的感覺，有的簋上還出現四耳，進一步加強了陳設中的立體效果，如“利簋”、“大豐簋”等。再如卣的造型設計，商代的卣大都在器身上有很多造型複雜的扉棱，加上凹凸分明的淺浮雕裝飾給人一種激烈動蕩的感覺，而西周時期的“獸耳提梁卣”，則顯得高雅而穩重，器身高度和腹徑的寬度似乎經過反複的推敲，使其容量和穩定性都達到最佳的選擇，既實用又有很好的陳設效果，這一設計具有很強的藝術生命力。
春秋時期，奴隸製趨於瓦解，青銅日用器開始失去祭祀和禮器的特性，使用上比前隨便，造型設計上也開始擺脫商周以來的神秘宗教氣氛，而向清新活潑的風格發展。春秋中期的“蓮鶴方壺”(河南新鄭出土)可作為這種新的藝術風格出現時的典型代表。由於不受禮製的約束，一些以實用為主的小型器物越來越受到歡迎，如敦、豆、匝、壺等，原有的器型也進一步完善實用功能，如春秋晚期出現了帶蓋的鼎，蓋上有三個環耳，使蓋翻置過來時又可當作盤使用。
青銅日用器的裝飾
青銅日用器的裝飾，以殷商和西周早期為最盛。附麗於器物上的各種紋飾和器物的造型熔為一體，時而威嚴、莊重，時而神秘、怪誕，裝飾藝術在這時作為一種特殊浯言，它的審美意義服從於那個時代特定的社會宗教意義。由於統治者觀念的變化以及工藝技術的發展，使各個階段在紋飾的形式和內涵等方麵表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征。
1裝飾的形式
早商時主要為單層印紋，紋樣的製作還停留在陶器時代的模印方式，多為腹上部一條橫向裝飾帶，主要為饕餮紋、夔紋、聯珠紋、渦紋等，紋樣結構較為鬆散，一般不表現立體效果，盛行殷商的饕餮紋雖已具備兩隻圓眼等主要特征，但從整體看還似乎是一組以線為主的幾何紋，這時的青銅器全無底紋和銘文。
到殷商時青銅器品種大增，由早商的七、八種增至20多種，青銅紋飾也大大豐富起來，首先出現了多層次的裝飾，在所要裝飾的麵中往往有一主要紋樣居中，主紋常凸出於底麵成淺浮雕形式，主紋以外的空間幾乎刻滿精細的幾何形底紋，在主紋上較寬大的部分又有陰刻下去的線作為形體刻劃的補充，這種多層次的裝飾被稱為“三層花”式，主紋成對稱配置，並以鑄造時分塊的多少來決定主紋的多少，紋樣的對稱線為兩塊鑄片的結合處，紋樣多適形而生，有機地和青銅器形體結合在一起。這時已出現銘文，但字數不多也不占據主要部位，分別鑄於鼎的口沿、簋的內底、卣的外底、觚的圈足、爵的鏨麵等部位上。
西周早期青銅裝飾與殷商無明顯變化，西周時期的社會政治特點通過青銅禮器反映出來似乎用了相當一段時間，這大概因為新的體製需要形成的時間，同時也受到製作工藝和工匠們傳統意誌的限製，新的裝飾特點直到西周中期才充分體現出來。這時大量酒器消失或演變成其他器形，禮器的組合也從重酒的組合改為重食的組合。紋樣的突出變化是居主要地位的動物紋樣逐漸消失或退至陪襯地位，也不再以單獨紋樣組成的對稱形式出現。取代它的是一些長帶形的二方連續幾何紋樣，同時“三層花”式的多層次裝飾也因底紋的消失而不複存在。青銅器裝飾風格由殷商時的神秘、華麗變為質樸、嚴謹。另一種變化是多長篇銘文，有些器物似乎由銘文的長短來決定器形的大小，鼎，簋、盤等重器越發受到重視。
上述風格延續到春秋，春秋晚期由於周王朝日益衰落，各地諸侯打破禮製約束自行製作青銅禮器，器物的紋飾也活潑多樣起來，變質樸嚴謹為細膩新穎，紋樣形式除適合紋樣和帶狀二方連續紋樣外新增網狀四方連續紋樣，為製作方便又采用印模法以使紋樣上下左右能夠銜接。
2裝飾紋樣及其內涵
幾何紋樣青銅器上的幾何紋樣是原始幾何紋樣的繼續和發展，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許多陶器紋樣中已出現了這種過渡，青銅器上幾何紋樣所體現出來的形式美已不再是從原始彩陶上所感受到的那種天真與和諧的美，而是一種受壓製的，內含著巨大力量的美。
西周中期以前幾何紋樣主要有雲雷紋、勾連雷紋，渦紋、方格紋、聯珠紋、乳丁紋、弦紋等。西周中期以後主要有：1雲雷紋，2勾連雷紋，3渦紋，4四瓣目紋雲雷紋，也稱回紋，是商周時期青銅器上出現最多的幾何紋，尤其在殷商時期的三層花式裝飾中，它作為底紋幾乎無處不見，在裝飾中形成一個灰麵，成功地烘托著主題紋樣。它以連續的回旋形線條構成，其中圓形的為雲紋，方形的為雷紋，可作任意形式的變化，隨遇而安地填補在大小形狀不同的裝飾麵中。對於雲雷紋的來源和所要表達的含義，有認為是雲和雷這兩種自然現象的象聲和象形，雲雷介於天地之間也是早期自然崇拜的對象，它出現在以敬天祭祖為目的的青銅禮器上是很自然的，也有認為是由早期陶器上人的指紋演變而來。
勾連雷紋，是在丁字形結構中填以雷紋而成，應是雲雷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1環帶紋，2垂鱗紋，3重不紋，4竊曲紋渦紋，也稱同紋，稱渦紋的認為是水紋，稱同紋的認為是火紋，它是具有吉祥意義的符號，內含著光明、光榮和永恒之意，並且在我國圖案發展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環帶紋，主體為一波浪形帶子，在波浪形分隔而成的上下空間裏填以眉形或口形等紋樣。環帶紋在西周中期以後，常在器腹部中心處出現，取代了以前饕餮紋等所占據的位置成為許多器物的主紋。
竊曲紋，和環帶紋一樣在西周中期以後成為青銅日用器的主要紋樣，主體為臥置的S形，兩端有回鉤，《呂氏春秋·適威》有：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也有稱窮曲紋，意為窮則曲與極之敗是同意的。如細觀竊曲紋的發展演變，不難看出它是由動物紋樣抽象演變而來，似乎是由兩條龍共一個頭部而成。
重環紋，是橫向帶狀二方連續形式的圖案，連續單位為橢圓形的環，環外套環，有一重、二重以至三重，故名。此外還有垂鱗紋，由鱗狀單元上下交錯排列而成。
1鹿紋，2魚紋，3虎紋，4蠶紋，5象紋，6蟬紋動物紋樣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很多，尤其在西周中期以前青銅裝飾以動物紋樣為主，常見有象、虎、犀、熊、鹿、牛、羊、馬、兔、鳥、蟬、蠶、龜、蛙、魚等多種，這些紋樣都有生活中的原形，稱為象生動物。象生動物紋樣除個別情況外大都裝飾在器物的口沿、提梁、耳、足等部位，似乎是裝飾中的配角，而占據主要部位的是另一類動物紋樣，這些紋樣很難確切地說是某一現實中的動物，所以稱為想象動物紋樣，主要有饕餮紋，夔紋，龍紋和鳳紋。
饕餮紋
1商，2西周夔紋龍紋蟠螭紋鳳紋饕餮紋，又稱獸麵紋，其形象特征為僅有動物的麵部，以其眼睛最為突出，並以兩鑄片接縫處的扉棱為其鼻部，鼻下有虛出的口，配以卷曲的角和耳，饕餮紋多以雲雷紋作襯托以鼻部的扉棱為中心又可分為兩個對稱的夔紋，偶然也有一些具體象牛頭或羊頭的獸麵，但不為主流，整個商代和西周中期以前的青銅裝飾，都以這種獸麵饕餮雄據於器物的主要部位。
夔紋，也常稱夔龍紋，為獸頭、蛇身、一足、一角的形象，大多作側身描寫，又常兩兩相對組合成饕餮紋，單獨存在時又能以各種形式適合於不同的裝飾麵中，出現蕉葉夔紋，帶狀夔紋、三角夔紋等。
龍紋，青銅器上的龍紋形象以人麵蛇身和獸麵蛇身為主，且頭有角，身有鱗，蛇身常圍繞頭部作蟠曲狀。春秋時期，一方麵因動物紋逐漸被幾何紋取代不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麵，裝飾工藝改革，改變了商周時期在器模上雕紋的方法而采用印模法，可以一模多用，紋樣上下左右連結，這時的龍紋，多如無角的小蛇，互相纏繞疊壓，以四方連續形式展開，被稱為蟠螭紋。到春秋晚期出現更加簡化和幾何形化的形式，稱為蟠螭紋。鳳紋，為鳥形，但不能確切地看出是哪一種鳥，都有長尾和高冠且能隨裝飾麵作任意變化，姿態萬千。有無華麗的高冠成了區別鳳紋和一般鳥紋的關鍵，鳳紋的高冠有多種形式，如多齒冠、長冠、花冠，彎角冠等。
饕餮、夔、龍、鳳這些想象中動物的紋樣，它們在青銅器上，裝飾於主要部位，說明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具有重要意義。其中龍和鳳是人們較熟悉的，今天龍鳳已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而深植於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它們的象形文字，古文獻中的記載也很多，作為一個民族的圖騰標誌，它的來源和成長是明確的。所謂圖騰，起源於原始人對自然和動物的崇拜，如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把某種動物看作是和本部落命運相關的神物，甚至看作是自己部落的祖先，這種動物的圖案就作為一種標號被看成這一部落的象征，世代相傳。當社會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晚期，部落之間相互並吞結成龐大的部落聯盟，各部落的圖騰也必然互相融合，龍圖騰正是在蛇圖騰的基礎上融合其它動物圖騰而形成的。龍的形成過程正是原始社會晚期各原始部落發展成大型部落聯盟，並最後建立奴隸製國家的過程。同樣，在鳳的身上也體現出這一過程，鳳實為各種禽鳥的組合。古文獻中關於龍鳳的記載很多，如《說文》中有：“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巨能細，能長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又有：“鳳，神鳥也，鴻前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虎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於四海之外……。見，則天下大安寧。”可見龍和鳳都是一些力量無邊的神物，能給人解除憂患，能使風調雨順，能給人帶來安寧和幸福。龍鳳的融合產生時期，正是人類由自然崇拜、動物崇拜進入英雄祖先崇拜時期，這時，龍鳳常是人們心目中英雄祖先的化身，如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等傳說中的英雄人物，大都是人麵龍身的神物。然而龍鳳作為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出現之後，又總是為各代統治階級所壟斷，所任意解釋，成為統治者意誌和其本身的象征，這種象征意義在封建社會達到頂峰，而在商周奴隸社會時期，在奴隸主祭天敬祖時陳設的禮器上，龍鳳形象成為溝通奴隸主與天神之間的神物，它在這一時期的象征意義是很明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