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饕餮紋和夔紋又象征著什麼呢?它們為什麼比龍鳳紋更受當時人們的重視。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並無與其相應的文字。“饕餮”一詞最早見於春秋時左秋明所著《左傳》，其中有：“縉雲民有不才子，貪於飲食，首於貨賄，侵欲崇侈，不知盈厭，聚斂積寶，不知其極……謂之饕餮。”戰國時《呂氏春秋》有：“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夔”一詞最早在《莊子·秋水》中有：“夔謂舷目，吾以一足踔而行。”又有：“夔，神也，如龍一足。”這些文字對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把饕餮和鼎聯係在一起，當1000多年後宋代的金石學家們研究這些文字時，很自然地把青銅器上這種有首無身的獸麵紋稱作饕餮，把那如龍一足的動物紋稱作夔紋，這種稱謂的本身是值得繼續研究的。細觀饕餮紋，有的形似牛頭，有的形似虎頭，但絕大部分是由兩個相向對稱的夔紋組合而成，即兩個側視的夔紋合並成一個正麵直視的饕餮紋。對動物紋樣的這種表現形式，在青銅器上隨處可見，如商代名器“龍虎尊”其主體紋飾虎紋就是由兩個側視的虎身共有一個正麵直視的虎頭。由此或許可以推斷，饕餮紋正是夔紋所表現的這種神秘想象動物的頭部正麵特寫，或者這兩種紋樣在當時設計者心目中本來就是對同一類想象動物的不同表現。在青銅紋樣中通常對動物紋作側身影像式表現，幾乎全部將四足動物表現為二足，二足動物表現為一足，這樣的表現形式一直延續到戰國末期才開始改變，因此紋樣中一足的表現實際應為二足。我們不妨大膽地認為，所謂饕餮紋和夔紋所表現的想象動物是和龍鳳一樣的原始圖騰，或者就是龍圖騰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奴隸社會是以宗教、戰爭、吞並、殘殺為基本特征的，那個時代賦於這些圖騰的使命除了具有協上下，承天體的禎祥意義外，還必須具有神秘威嚇的力量，青銅器上的饕餮紋和夔紋正是以其怪異的形象恰到好處地反映出這種神秘的威力。
3裝飾的藝術特點
青銅器的裝飾，針對澆鑄工藝的特點，經過早商時期的一段探索後很快找到了利用淺浮雕形塊麵和線刻相結合的方法，成功地解決了因新材料，新工藝帶來的裝飾與工藝技術之間的矛盾，形成了一套與陶器時代完全不同的裝飾工藝，其藝術特點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裝飾的層次感和節奏感，由於製模時可在器壁作多層次的刻劃，產生出殷商時期的三層花式裝飾，多為主紋和底紋相結合，主紋上還有陰刻下去的線。主紋以動物紋為主，通常以單獨適合紋樣出現，底紋為細密的雲雷紋，作為一個獨立的層次起著對主紋的烘托作用，使整器層次分明，異常華麗。西周中期以後，雖很少用三層花形式，裝飾不如殷商時的華美，但幾何形主紋表達出的舒暢貫通之氣，給人一種有節奏的美感。
裝飾的立體視覺效果，為使觀者從不同角度都能看到完整的裝飾效果，主紋的配置，一般在方型四足器上不少於四幅，在圓型三足器上不少於三幅(少量配有雙耳的圓型器為二幅)。這說明在祭祀和實用中，人與器物的關係總是以器物置於中心，人在四周圍而進行的，一般是以前後為主要觀賞麵，兩側為附助觀賞麵。
裝飾的對稱格式，青銅器的裝飾紋樣多以對稱格式出現，這主要與青銅器的製作與成型技術有關，前已述及成型中翻製外模需要分塊，當以兩塊接縫處為對稱中心時，整個工作變得準確而易行。對稱的格式也最能表達出商周青銅藝術所刻意追求的那種莊重、威嚴的審美氣氛。另外，工匠們在組織紋樣時似乎注意到了利用對稱格式更充分地去表現對象。如饕餮紋的幾種適合形對饕餮紋、龍紋、虎紋常以兩個側麵的整體組合成一個正麵的頭部，這樣在一個適合紋樣中既表現出對象的正視麵又表現了對象二個對稱的側視麵，這種絕妙的極富形式感的表現方式是任何現代高明的透視畫法都無法與其比擬的。
裝飾與造型的結合，這裏有二層意思，一是裝飾與器物各部位形體的結合，即根據器物形體的不同變化，運用不同的紋樣，如在觚、尊、爵等侈口器上，因器物壁麵不平，為便於分布，紋樣在頸部以上分為幾片蕉葉形裝飾，在鼎與簋等下腹部因器型收斂也出現垂葉形裝飾與造型相適，在器物的足、耳等處都可以看到紋樣隨器形作出的變化。另一層意思是紋飾與雕塑等型飾的結合，在青銅器上，器物的耳、足、蓋、鏨等功能部象紋的幾種形式位常以動物的局部雕塑出現，有時在無功能的地方也出現雕塑，如四羊尊的羊頭、龍虎尊的虎頭等，這些動物往往身軀部以刻化的紋飾表現而頭部以雕塑的型飾表現，兩種形式完美地結合，增強了整器的裝飾效果。
裝飾紋樣的多樣化表現，青銅器裝飾的對稱格式和饕餮紋、夔紋、龍鳳紋等固定題材使裝飾藝術形成一定格局，當時工匠們在這種格局限製下，在允許變化的範圍內，對紋樣作了盡可能多的表現。如饕餮紋，眼的表現有圓形、環形、渦形、目形多種，角的表現也有外卷角、內卷角、分枝角，長頸鹿角多種。再如鳳紋，冠的表現有多齒寇、長冠、花冠、彎角冠、尖角冠等，尾的表現又有長尾、垂尾、分尾等多種形式。在塑造形象的形體上，利用淺浮雕的麵和刻劃的線常表現出以線為主，以麵為主或線麵結合等不同形式。
其他青銅器的造型與裝飾
青銅樂器通常也是奴隸社會禮製的組成部分，尤其到春秋時期，樂器在祭祀和典禮中更不可缺少，所謂“鍾鳴鼎食”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商代青銅樂器主要為鐃，一般鐃口朝上，有中空的短柄，使用時手執或插於座上，商代鐃多以大、中、小三件即三音組成，也有五件五音，如安陽婦好墓發現的一套即為5件組合。目前發現最大的鐃為商代後期製品，高89厘米，口徑50厘米，重154公斤。到西周以後鐃逐漸演變為鍾，鍾口朝下，頂部有筒形的甬可供懸掛，早期也是3或5件一組，西周晚期發展到十幾件一組，到戰國時更出現幾十件一組的大型編鍾群。鍾口多成弧形，也有平口的另稱為鋪，此外還有鈴、鼓、鉦、鐸等。
青銅兵器，品種有戈、鉞、矛、劍、鏃等，以春秋戰國時發現最多。戈，用於鉤殺，器形雖小但有援(刃部)、胡(刃根部)、內(嵌入木柄的突出部分)、穿(供捆紮的小孔)等功能部位，遼寧省博物館的保定三戈為商代遺物，刃部有銘文，內端飾有夔紋，是典禮上使用的兵器。鉞，早期常見的兵器，用於砍殺，形狀象現代的大斧。商代人麵紋大鉞，器麵鏤刻一人麵。河北槁城商代遺址中出土了3件鐵刃銅鉞，鉞身為銅質，刃部為鐵質，鐵作刃部比銅質鋒利，也可見鍛鑄技術的發展。矛，用於刺殺，由矛尖和兩側的刃組成，商代矛形體寬大至春秋向細長演變。戟，是矛和戈的結合，可同時用於鉤殺和刺殺，商代的戟還是矛與戈分鑄，然後再一起固定於柄上，到西周時發展為合鑄。劍，短兵器，可手持和佩帶，由劍身和劍基兩部分組成，劍最早見於西周，至春秋時大增，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青銅劍，通長55厘米，柄長8厘米，劍身寬46厘米，上麵布滿菱形花紋，並以藍色玻璃鑲嵌花紋，還刻有“越王勾踐，自作用劍”8個鳥篆體銘文，出土時刃部仍鋒利如初。據現代科學鑒定除含銅錫外，還有少量的鉛和鎳，是一件難得的珍品。1965年在陝西綏德發現商代的劍，柄部很長，柄端成蛇頭形，蛇口中還有可活動的舌，同出的還有一件柄端成馬頭形刀。青銅刀除作兵器，還可作工具，用途廣所以形製多樣，有的直背，有的刀尖向後鉤，刀身有長有短，長刀盛行於商代，最長者約80厘米，寬10厘米左右，柄常作環形或獸頭形，還有凹刃和刀背有肩的形式。鏃，用於射殺，為箭的頭部，製作精致而鋒利，形狀有雙翼和三棱形。胄，古代作戰時用以防身的頭盔，又稱兜鍪，可同時保護頭頂、麵部和頸部頂部有可插纓飾的管，最早見於殷商。
銅器在其初期就用冷鍛法製造工具，但數量不多，進入商周以後工具和農具的發現都很少，到春秋晚期逐漸增多，有犁、鋤、鐮、鏟、斧、錐、鑿、刀、鋸等。造型上早期大部分仿自石工具，到春秋時才有較大的改變。
青銅器中還有一些日用雜器。俎，為古代放東西的小案，初見於商代，形製為兩端有板足的長方形案子。禁，古代放酒器的案子。此外還有銅鏡、銅燈、帶勾、銅爐等，這些品種雖然都最早見於商代但都數量極少，到春秋晚期才逐漸增多。
陶瓷工藝
陶器的發展和原始瓷的創燒
奴隸社會的重點工藝品種為青銅工藝，但青銅製品用料貴、產量少，主要供社會上層少數人享用且多作祭祀中的禮器。生活日用品的使用上，從全社會看，陶器的生產仍占有很大比重，製陶工藝技術也有很大的發展。在偃師二裏頭遺址中鑄造銅器的作坊附近有製陶和製作骨器的作坊同時存在。早商晚期，今河南商城城垣遺址外也同時發現有製陶和鑄銅作坊，僅其中一處製陶作坊遺址，分布麵達1萬多平方米，有窯爐14座，窯址堆積著大量陶坯和陶器殘片，大多為盆、甕、尊、豆等泥質灰陶。在鄭州商代遺址發現有專燒陶盆和陶甑的窯場，同期的邢台遺址發現有專燒陶鬲的窯場，這說明當時不僅各手工藝行業之間有了分工，在製陶業內部也已有了分工。
在陶器品種上除原有的灰陶、黑陶、紅陶及南方的印紋陶外，在商代，創燒成功刻紋白陶和釉陶，並使釉陶發展成原始瓷器，這在陶瓷工藝史上是個很大的貢獻。
這一時期製陶主要有輪製和模製，對少量不規則器形或足、鼻、銎等附件也仍用手製。青銅的冶煉得益於製陶和窯爐的發展，但青銅工藝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又反過來促進製陶業和窯爐的發展。商周時期的窯爐多為饅頭型窯，已由窯室、窯箅、火膛、支柱和火門等幾部分組成，窯室底徑為1至2米，這種窯爐最早在鄭州洛達廟遺址就有發現，時間相當於夏代，至商周不斷完善發展。春秋時期在山西侯馬遺址發現的幾座陶窯不僅火膛加高，火道加長，且煙道設置在窯身的後方，已看出向戰國時期陶窯發展的趨勢。
陶瓷工藝的品種與藝術特點
灰陶灰陶由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發展而來，在從偃師二裏頭到春秋時期遺址發現的陶器中灰陶約占90％以上，灰陶主要有用於日用器的泥質陶和用於炊煮器的夾砂陶，灰陶在還原氣氛中燒成，胎質較硬，經久耐用。很長時間內，日用灰陶器在造型上除細節外沒有很大的變化，形製的增加和消失也不明顯，多從實用功能考慮沒有出現青銅禮器那種濃厚的神秘氣氛，主要器形有鼎、鬲、罐、甑、、、尊、盂、豆和觚等。早期鼎較多，後期鬲多鼎少。灰陶的裝飾從二裏頭文化和早商出土看，絕大部分飾有籃紋，方格紋和繩紋，同時有部分陶器在磨光的器麵上拍印上一些葉脈紋、雲雷紋、渦紋、圓圈紋、花瓣紋等，而在少量精製的簋、盆、豆等器物上裝飾有饕餮紋、夔紋、人字紋、石雷紋、渦紋、乳丁紋等與青銅器相同的紋樣，可能是由於青銅器不多而用，陶器代替作祭祀之用。到殷商和西周時大部分灰陶器的裝飾為粗略的繩紋，前麵提到的製作較精並飾有饕餮，雲雷紋樣的陶器極少見，這和當時青銅產量增多以及白陶的創燒成功有關，到春秋時期灰陶器的裝飾更趨簡單，多為粗繩紋和瓦紋。
白陶一種胎質呈白色的陶器，最早在二裏頭早期文化層中就有發現，早商時期在黃河中下遊很多遺址中也有發現，到殷商時製作工藝已經成熟並以安陽殷墟出土最為精致，但在同時期出土的陶器中仍占極小的比重，白陶表裏都呈白色，經科學鑒定胎土成分已非常接近瓷土，燒成溫度在千度左右，由於白陶潔白晶瑩且產量少所以主要為上層階級所占用。器形主要有、觶、簋、卣、碗、盆等。裝飾華麗，器形和裝飾都明顯與青銅禮器相似，白陶到西周後少見。
釉陶和原始瓷器釉陶是陶向瓷過渡時期的產物，創燒於早商晚期。瓷區別於陶最主要的是要使用不同於普通粘土的瓷土，瓷土主要成份為高嶺土，其二要保證在1300℃左右的高溫下燒成，這樣才能保證瓷土中各類化學成份充分瓷化，其三要施釉。商周時期由釉陶發展成的原始瓷器已基本具備了瓷器的形成條件，人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逐步找到了這種含鐵量很低，含雜質很少的原始瓷土，同時發明了用石灰石粘土配製而成的石灰釉塗抹在坯上，燒成具有光澤的薄殼，由於石灰石粘土中也含有鐵質，故燒成後釉色多呈黃綠色和青灰色。商周時期原始瓷器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內都有發現，尤以長江以南地區的發現為多，發展也較快。原始瓷器的形製主要有尊、、缽、罐、盆、簋、甕、豆、瓿等。裝飾除少數素麵外，多飾有方格紋、葉脈紋、鋸齒紋、籃紋、弦紋、雲雷紋、乳丁紋、網紋、圓點紋等。
印紋硬陶新石器時代起源於長江以南地區的印紋陶在進入商周後發展很快，印紋硬陶胎質比一般泥質和夾砂陶細膩，燒成溫度又高，成器後胎質堅硬，扣之有聲，由於其含鐵量較高，燒成後表裏多呈紫褐色或灰褐色。在江西清江吳城早商晚期遺址中出土的印紋硬陶器，品種增多，燒成溫度和質量比以前均有很大提高。印紋硬陶至西周後更為興盛，形製多為甕、壇、瓿等，紋飾有雲雷紋、方格紋、折線紋、葉脈紋等。印紋硬陶仍主要在長江以南燒製，並常和原始瓷器同時出土，在春秋時甚至發現有同窯燒製的。
建築用陶隨著居住環境的改變，商周遺址中出現了很多用於建築的陶器，大多為泥質灰陶器，最早在偃師二裏頭晚期早商遺址中，在當時宮殿夯土基址內就發現埋有互相套接著的供排水用的陶水管，每根長約42厘米，口徑約14厘米，壁厚1厘米左右，兩端有粗細，可供套接。商代晚期還出現分叉的陶管，可使縱橫兩條水管作丁字形相交，到西周時期除陶管外又增加了宮殿頂部使用的板瓦、筒瓦和瓦當等建築物構件，春秋時期更發現有少量長方形的薄磚。板瓦和瓦當除素麵外還有較粗的繩紋、雙鉤紋、方格紋等。
除以上日用與建築陶器外，奴隸社會各代都發現有或多或少的陶器雕塑，其中以早商的發現為多，造型有龜、蛙、羊、鳥，稍後又增加虎、豬、人像等。殷商至西周這類動物陶塑相對減少，可能與這時大量使用玉雕有關。
春秋晚期製陶工藝有新的突破，創燒了暗紋陶和彩繪陶並在戰國、秦漢時形成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