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裏奇正像Maurois所說的，卻是個英雄破壞者，一個打倒偶像的人。他用輕描淡寫的冷諷吹散偉人頭上的光輪，同時卻使我們好像跟他們握手言歡了，從友誼上領略出他們真正的好處。從前的傳記還有一個大缺點，就是作者常站在道學的立場上來說話。他不但隱惡揚善，而且將別人的生平拿來遷就自己倫理上的主張，結果把一個生龍活虎的人物化為幾個幹燥無味的道德概念，既然失掉了描狀性格的意義，而且不能博得讀者的信仰，因為稍微經些世變的人都會知道天下事絕沒有這樣黑白分明，人們的動機也不會這樣簡單得可笑。Dean Stanley所著的Arnold傳雖然充滿老友的同情，卻患了這個削足入履的毛病，終成白玉之玷，H．I’A，Fausset的Keats評傳也帶了這種色彩，一個雲中鶴也似的浪漫派詩人給他用一兩個倫理的公式就分析完了。其實這種抬出道德的觀念來做天平是維多利亞時代作家的習氣，Macaulay，Matthew Arnold以及Walter Bagehot的短篇評傳都是采取將詩人，小說家，政治家裝在玻璃瓶裏，外麵貼上一個紙條的辦法。有的人不拿出道德家的麵孔，卻擺起曆史家的架子來，每說到一個人，就牽連到時代精神，前因後果，以及並世的賢豪，於是越說越多，離題越遠，好幾千頁裏我們隻稍稍看到主人公的影子而已。這種傳記給我們一個非常詳細的背境，使我們能夠看見所描狀的人物在當時當地特別的空氣裏活動著，假使處處能夠顧到跟主要人物的關係，同時背麵敷粉，烘托出一個有厚薄的人形，那也是個很好的辦法。Carlyle的Frederick the Great傳，Spedding的Bacon傳，Masson的Milton傳都是良好的例子。可是這樣很容易變成一部無聊的時代史，充量隻能算做這類傳記惟一的特色了。還有些作家並沒有這些先見，不過想編一部內容豐富的傳記，於是把能夠抓到手的事實擱進去，有時還自誇這才算做科學的，客觀的態度，可是讀者掩卷之後隻有個駁雜的印象，目迷五色，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通常那種兩巨冊的Life and Letters大概要屬於這一類罷。
斯特裏奇的方法跟這些卻截然不同，他先把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獻搜集起來，下一番扒羅剔括的工夫，選出比較重要的，可以映出性格的材料，然後再從一個客觀的立場來批評，來分析這些砂礫裏淘出的散金，最後他對於所要描寫的人物的性格得到一個栩栩有生氣的明了概念了，他就拿這個概念來做標準，到原來的材料裏去找出幾個最能照亮這個概念的鐵事同言論，末了用微酸的筆調將這幾段百煉成鋼的意思綜合地，演繹地娓娓說出，成了一本薄薄的小書，我們讀起來隻覺得巧妙有趣的故事像雨點滴到荷池上那麼自然地紛至遝來，同時也正跟蓮葉上的小水珠滾成一粒大圓珠一樣，這些零碎的話兒一刹那裏變得成個靈活生姿的畫像了，簡直是天衣無縫，渾然一體，誰會想到作者經過無窮的推敲，費了不盡的苦心呢？他所寫的傳記沒有含了道學的氣味，這大概因為他對於人們的性格太感到趣味了。而且真真徹底地抓到一個人靈魂的核心時候，對於那個人所有的行動都能尋出原始的動機，生出無限的同情和原諒，將自己也擲到裏頭去了，怎麼還會去扮個局外人，袖著手來下個無聊的是非判斷呢。Carlyle在他論Burns那篇文章裏主張我們應當從作品本身上去找個標準來批評那篇作品，拿作者有沒有完美地表現了所要表現的意思做個批評的指南針，卻不該先立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抽象主張，把每篇作品都拿來稱一稱，那是不懂得文學的有機性的傻人們幹的傻事。當代批評家Spingarn所主張的表現主義也是同樣的意思。斯特裏奇對於所描狀的人物可說持了同一的批評態度，他隻注意這些不世的英才沒有充分發揮他們特有的性格，卻不去理世俗的人們對於那些言行該下一個什麼判詞。這種尊重個人性格自由的開展的寬容態度也就是曆來真懂得人性，具有博愛精神的教育家所提倡的，從Montaigne一直到Betrand Russell都是如此。這樣兼容並包的氣概可說是懷疑主義者的物權，我們這位寫傳記的天才就從他的懷疑癖性裏得到這個純粹觀照的樂趣了。他又反對那班迷醉於時代精神的人們那樣把人完全當做時間怒潮上的微波，卻以為人這個動物太重要了，不該隻當做過去的現象看待。他相信人們的性格有個永久的價值，不應當跟瞬刻的光陰混在一起，因此仿佛也染上了時間性，弄到隨逝波而俱亡。其實他何嚐注意時代精神呢，不過他總忘不了中心的人物，所以當他談到那時的潮流的時候，他所留心的是這些跟個人性格互相影響的地方，結果還是利用做闡明性格的工具。他撇開這許多方便的法門，拈起一枝筆來素描，寫傳記自然要變成一件非常費勁的勾當了，怪不得他說把別人生活寫得好也許同自己生活過得好一樣地困難。我們現在來欣賞一下他在世上五十二年裏辛苦寫成的幾部書的內容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