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豎起革命的旗幟已經一個多月了。在廣州城裏的駐防旗人個個都心驚膽戰，因為殺滿洲人的謠言到處都可以聽得見。這年的夏天，一個正要到任的將軍又在離碼頭不遠的地方被革命黨炸死，所以在這滿伏著革命黨的城市，更顯得人心惶惶。報章上傳來的消息都是民軍勝利，“反正”的省份一天多過一天。本城的官僚多半預備掛冠歸田；有些還能很驕傲地說：“腰間三尺帶是我殉國之具。”商人也在觀望著，把財產都保了險或移到安全的地方——香港或澳門。聽說一兩日間民軍便要進城，住在城裏的旗人更嚇得手足無措。他們真怕漢人屠殺他們。
在那些不幸的旗人中，有一個人，每天為他自己思維，卻想不出一個避免目前的大難的方法。他本是北京一個世襲一等輕車都尉，隸屬正紅旗下，同時也曾中過舉人；這時在鎮粵將軍衙門裏辦文書。他的身材很雄偉，若不是頷下的大髯胡把他的年紀顯出來，誰也看不出他是五十多歲的人。那時已近黃昏，堂上的燈還沒點著，太太旁邊坐著三個從十一歲到十五六歲的子女，彼此都現出很不安的狀態。他也坐在一邊，捋著胡子，沉靜地看著他的家人。“老爺，革命黨一來，我們要往哪裏逃呢？”太太破了沉寂，很誠懇問她的老爺。
“哼，望哪裏逃？”他搖頭說，“不逃，不逃，不能逃。逃出去無異自己去找死。我每年的俸銀二百多兩，合起衙門裏的津貼和其它的入款也不過五六百兩，除掉這所房子以外也就沒有什麼餘款。這樣省省地過日子還可以支持過去，若一逃走，縱然革命黨認不出我們是旗人，僥幸可以免死，但有多少錢能夠支持咱家這幾口人呢？”
“這倒不必老爺掛慮，這二十幾年來我私積下三萬多塊，我想咱們不如到海邊去買幾畝地，就作了鄉下人也強過在這裏擔心。”
“太太的話真是所謂婦人女子之見。若是那麼容易到鄉下去落戶，那就不用發愁了。你想我的身份能夠撇開皇上不顧嗎？做奴才得為主子，做人臣得為君上。他們漢官可以革命，咱們可就不能。革命黨要來，在我們的地位就得同他們開火；若不能打，也不能棄職而逃。”
“那麼，老爺忠心為國一定是不逃了。萬一革命黨人馬上殺到這裏來，我們要怎辦呢？”
“大丈夫可殺不可辱，我們自然不能受他們的淩辱。等時候到來，再相機行事罷。”他看著他三個孩子，不覺黯然歎了一聲。
太太也歎一聲，說：“我也是為這班小的發愁啊。他們都沒成人，萬一咱們兩口子盡了節，他們……”她說不出來了，隻不歇地用手帕去擦眼睛。他問三個孩子說：“你們想怎麼辦呢？”一雙閃爍的眼睛注視著他們。兩個大孩子都回答說：“跟爹媽一塊兒死罷。”那十一歲的女兒麟趾好像不懂他們商量的都是什麼，一聲也不響，托著腮隻顧想她自己的。
“姑娘，怎麼今兒不響啦？你往常的話兒是最多的。”她父親這樣問她。她哭起來了，可是一句話也沒有。
太太說：“她小小年紀，懂得什麼，別問她啦。”她叫：“姑娘到我跟前來罷。”趾兒抽噎著走到跟前，依著母親的膝下。母親為她捋捋鬢額，給她擦掉眼淚。
他捋著胡子，像理會孩子的哭已經告訴了她的意思，不由得得意地說：“我說小姑娘是很聰明的，她有她的主意。”隨即站起來又說：“我先到將軍衙門去，看看下午有什麼消息，一會兒就回來。”他整一整衣服，就出門去了。
風聲越來越緊，到城裏豎起革命旗的那天，果然秩序大亂，逃的逃，躲的躲，搶的搶，該死的死。那位腰間帶著三尺殉國之具的大吏也把行李收束得緊緊地，領著家小回到本鄉去了。街上“殺盡滿洲人”的聲音，也摸不清是真的，還是市民高興起來一時發出這得意的話。這裏一家把大門嚴嚴地關起來，不管外頭鬧得多麼凶，隻安靜地在堂上排起香案，兩夫婦在正午時分穿起朝服向北叩了頭，表告了滿洲諸帝之靈，才退入內堂，把公服換下來。他想著他不能領兵出去和革命軍對仗，已經辜負朝廷豢養之恩，所以把他的官爵職位自己貶了，要用世奴資格報效這最後一次的忠誠。他斟了一杯醇酒遞給太太說：“太太請喝這一杯罷。”他自己也喝。兩個男孩也喝了。趾兒隻喝了一點。在前兩天，太太把傭仆都打發回家，所以屋裏沒有不相幹的人。兩小時就在這醇酒應酬中度過去。他並沒醉，太太和三個孩子已躺在床上睡著了。他出了房門，到書房去，從牆上取下一把寶劍，捧到香案前，叩了頭，再回到屋裏，先把太太殺死，再殺兩個孩子。一連殺了三個人，滿屋裏的血腥、酒味把他刺激得像瘋人一樣。看見他養的一隻狗正在門邊伏著，便順手也給它一劍。跑到廚房去把一隻貓和幾隻雞也殺了。他揮劍砍貓的時候，無意中把在灶邊灶君龕外那盞點著的神燈揮到劈柴堆上去，但他一點也不理會。正出了廚房門口，馬圈裏的馬嘶了一聲，他於是又趕過去照馬頭一砍。馬不曉得這是它盡節的時候，連踢帶跳，用盡力量來躲開他的劍。他一手揪住絡頭的繩子，一手盡管望馬頭上亂砍，至終把它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