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知道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我卻仍然在這裏停留。不知是誰把我帶向了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胡塞爾，海德格爾，還是薩特，甚至馬克思？我想理清來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卻是一愁莫展，陷入曖昧迷惑。
仍是，隻是相隔了年。法蘭西沒有奧運，隻在為一位偉大天才的降臨熱身。不是在巴黎，不是在胡塞爾或古爾維奇口若懸河的課堂上，而是在西海岸一個叫Rochefort-sur-Mer地方。三月的天，充滿迷離，充滿曖昧，似乎冬和春都沒有站穩。桃李花開正豔，人們欲要寬衣解帶，到田野去踏春，從阿爾卑斯山飄來一陣雪，卻把大家逼回了屋裏。直等到這一天，年月日，當梅洛·龐蒂呱呱墜地時，等待或迎接他的，已不僅僅是他那當炮兵軍官的父親，還有迷離的天，迷離的地，曖昧的法蘭西。
“在我上哲學課的那天，我就明白，我要追求哲學。”梅洛·龐蒂後來回憶說。在說這話的時候，他已流連於法國高等師範學院的林蔭小路，與他一生的摯友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道，討論著柏格森的《物質和記憶》，甚至爭論著華爾的《黑格爾哲學中的不幸意識》。直到二戰暴發，應征入伍，戰後創辦《現代》雜誌，以及任職法蘭西學院哲學教授，他對人類的拷問，對哲學的拷問，對真理與生命的拷問，從來就沒有停止。他懷疑的目光，首先投向那些不可一世的經院哲學。他不屑一顧地說，那些哲學家們所說的話，一開始就進入所謂學術的範疇，卻忽視了他們生活的弱化，以至思想的契機被弄得晦暗不明。而真正的哲學中的那些非同尋常、難以忍受的東西，反而被掩藏於宏大體係的審慎生命中。哲學家探求真理，殊不知真理正是在生命與曆史中，而不是書本中，不是在虛無縹緲的超驗彼岸。
懷疑產生於危機。工業文明迅速改變著世界，但改變最大最快的還是人。“呼啦啦似大廈傾”，《紅樓夢》裏的情景，在一個躁動不安的世界顯靈。沒有想到，兩種對立的物質觀，客觀主義和自然主義，主觀主義和批判主義，以二元對立的姿態僵持，把意識與自然鮮活的關係，撕裂得是如此慘不忍睹；兩個對立又獨立的領域，企圖把世界瓜分：要麼你，要麼我。可是，世界並不是那麼乖順，他們常常遭遇冷嘲熱諷。有人問，這世界除了好和壞，陰和陽，晴和雨，果斷和優柔，物質和意識之外，是否存在第三種可能，或曰曖昧的空間？有人開始舉例：比如我有一個朋友，既不算真正意義的好人，也不算真正意義的壞人；昨天我陪太太上街買菜，天色陰沉，既不算晴，也不算雨；今天咱參加選舉投票，隻投了棄權。將對立雙方融合在一起，放在第三向度或中間領域中，以曖昧的眼光觀照。梅洛·龐蒂給自己的視角或方法論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現象學。
對立雙方麵麵相覷，難以言對。
德裏達研究了一輩子的二元對立，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胡塞爾，薩特都關注到了這個問題，但他們要麼是循著形而下的科學軌跡，去尋找一些外在的原因；即便以哲學的姿勢，也是去追問那些產生可能性的條件。對此，梅洛·龐蒂不以為然。他說，在我們尋找、追問之前，世界已經給予了我們。沒有內在的人，人隻是在世界存在，也隻有在世界中，才能認識自己；或者說，不是世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人，而是人已經在世界中了。
女兒按響了門鈴。妻子在客廳裏看電視，電視裏正播放著奧運會賽事。一陣風吹來。不是輕拂著我的臉龐或頭發，而是觸動著我的聽覺。風叩擊著窗戶，窗戶喳喳地響。我不是以飄動的流雲，搖曳的樹枝，或臉龐上一席柔軟的撫摸，感覺到風的存在的，而是以耳朵。一種喳喳之聲，通過耳膜，傳導到我的聽覺神經。我想，窗外的女兒，對風的感受，應當與我恰好相反。而風，肯定還是那個樣子。我是我，女兒是女兒，風是風，奧運是奧運，世界就是我們所感知的東西，無所謂內在與外在。就這樣，我條件反射似地體味著身邊的世界，既不是主動，也不算被動，而是存在。我感到自己的好笑，怎麼一不小心，就進入了梅洛·龐蒂的中間領域，肆意地在裏邊夢遊，徜徉於一種似是而非的曖昧裏，是那麼地親切，自然，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