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這兩起文字獄案，可以說是無任何聯係。
莊案發生在康熙二年（1663），洪案發生在二十八年，相距二十六年之久。莊廷XX《明史》案，大開殺戒，“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而洪昉思國喪期間演出《長生殿》案，由於玄燁本人比較喜歡這出戲，皇帝對皇帝戲大抵在意，“覽之稱善”過，因此，從輕發落，沒殺一個人。（清陳康祺《郎潛紀聞》）
然而，這兩起案子，卻有一個可怕的共同點，都是因為犯了小人而壞事的。
小人，實在不是東西，原來隻以為我命交華蓋，總碰上讓我觸黴頭的小人，後來，我發現，好多人都程度不同地遭遇過，吃盡小人的苦頭。後來，我又發現，敢情，在中國，小人還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彙。據《穎川語小》這部書考證：“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詞，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奸佞也。”看來遠古洪荒的夏商周時代，還是物質貧乏、民智未開的原始社會，就有小人為禍，由此可見小人是一種多麼悠久而又普遍的現象。
所以，凡有人類活動的場合，隻要存在著競爭機製，攸關到每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利益，就要爭；有人得到的同時，有人得不到，出現不平衡，就得鬥；得不到的人想得到，要從得到的人那裏得，就得奪；得到的人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還想得到更多，就要廝殺。在這種你搶我奪的過程中，更習慣於采用暗器傷人者，就是小人。小人，一般都心毒手辣，不如此，則做不成小人，也就得不到他想要的一切。就是不幸被小人咬住不撒嘴的倒黴蛋，成為清初文字獄中的要案。
平心而論，知識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開叫板、存心搗亂者，極少極少。大多數，或是出於不通時務，不曉世事，不夠檢點，不知深淺；或是出於無心之失，偶然之錯，行文不慎，落筆走火；或是出於不知好歹，秉筆直書，不知忌諱，碰上槍口而犯了錯誤。若遇到心胸寬容的領導人，放他一馬，量他一條砧板上的魚，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國大多數皇帝，哪怕胸無點墨者，都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哪怕是字裏行間的蛛絲馬跡，也不能隱忍的，常常采用文字獄的手段，殺一儆百，使士子們噤若寒蟬。
然而封建社會裏的文人，若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無論是優處廊廟，還是卑居林下，其良知是不允許在老百姓的疾苦前麵背過臉去的，因此，難免就要發出一些皇帝老子不愛聽的聲音。可是，大多數皇帝日理萬機，忙得不可開交，未必有可能發現文人們“反動”“、惡攻”“、大不敬”、“推翻政權”的言論，這就給整文人的小人們，提供了一個立功邀賞、如魚得水的廣闊天地。經過他們的提醒、暗示、告發、揭露、大批判、小報告、咬耳朵、檢舉信，把皇帝這根神經挑動起來，於是，磨刀霍霍，知識分子的血光之災就降臨了。
私刻《明史》一案，株連之廣，殺戮之眾，妻女沒為奴婢，家人遠流邊戍，處罰的狠毒程度令人發指，但被康熙賞賜所沒收莊廷XX全部財產的揭發者，偷偷躲在一邊樂，樂得嘴都合不攏，也是事實。
小人之可惡，可恨，可怕，由此可見。
話說回來，文字獄，不是中國的特產，外國也有，統治者不大喜歡與他作對的文人，這一點，全世界都差不太多。法國的作家左拉為受誣陷的軍官德萊福斯鳴不平，寫了《我控訴》一文，被軍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將要關進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國，隱名埋姓。這是很典型的外國文字獄。
自秦始皇起，統治者對於知識分子，從來采取敏感、在意、防範、警覺的態勢，到了明、清，這根弦繃得更緊，疑懼、猜忌、排斥、仇視，形成了一種病態的過分反應。文網森嚴，文禍叢生，動輒就拿知識分子開刀。一談文字獄，通常指明、清兩代對於文人的迫害。所以，這兩朝的知識分子誠惶誠恐，抱戴罪之身，磕頭搗蒜，惟求皇恩浩蕩；一個個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日子特別不好過。不知道什麼時候飛來天外橫禍，即使死了，還會拖出棺材戮屍。所以，誰敢不夾著尾巴，低頭做人呢？
明代第一個開整知識分子之風氣的是朱元璋，這個出身和尚、當過流氓的皇帝，以現代醫學觀察，他的精神狀態是很不健全的。定都南京以後，可能與他早期為流氓無產者時受壓迫的經曆有關，養成了對文化人絕對是偏執狂的仇恨。老覺得知識分子是不可靠的異己分子，老覺得他們看不起自己的大字不識兩鬥，老覺得腿上的泥巴和手上的托缽是他們的嘲笑目標，因此，他興起的文字獄，令人防不勝防。凡是與“僧”，與“賊”同音同聲可以附會的文字，如“生”，如“則”，其實風馬牛不相及，但他不行，像西班牙的鬥牛見到紅披風一樣，馬上暴跳如雷，一拍禦案，推出午朝門就斬。解放前，我在南京劇專讀書，學校離明故宮頹址不遠，一想到那些連掉了腦袋也不明白何以砍頭的文人，真感這種純屬個人的感情用事而製造的文字獄，死者實在太冤了。
清代第一個開整知識分子之風氣的是玄燁，莊廷私刻《明史》案，也是清代文字獄的第一案。雖然，康熙的文化程度比朱元璋不知高多少倍，但是，他也有西班牙鬥牛的那塊特別忌諱的紅披風，誰要不識好歹地刺激到他的禁忌，就會有沒頂之災等待著你。如果說，和尚、流賊、泥腿子出身的朱皇帝，恥於別人提及他不光彩過去，那麼，滿族主子康熙更在意非議他是竊主中華的異族政權。朱皇帝的文字獄，應該屬於比較低級趣味的挑剔找碴，透出一股無賴氣。而康熙挑起的文字獄，就是高層次的挖空心思了。莊廷XX一案，他所以大張撻伐，大開殺戒，就因為碰到了異族非正朔的敏感問題。
修史一事，新政權是很忌諱的，官方早於順治二年（就設立《明史》館，固然是為了總結前朝的成敗得失，更主要還是為了新政權禦臨天下、一統江山的需要。作為外族統治者，如何抹去殘酷屠殺的可恥記錄，如何修改對自己不利的記載，如何證實其統治中華的合法合理，這一切，絕對要求輿論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說自話，很大程度上具有相當風險。如受莊案牽連的查繼佐，他著的《罪惟錄》，一直在夾壁牆裏藏到辛亥革命後才公諸於世。可見莊廷想在這個危險領域撈到些什麼，明擺著是在討死了。
問題在於莊廷XX很有錢，錢多了，人就會發燒，就得想辦法消費，但他不像別的富家翁，或討幾個小老婆，或養幾個女戲子，或蓋幾處大宅院，或買若幹假古董；要不，捐個候補道台，弄個不大不小的官來做做，這些，他都不屑於幹，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兩種求法：一種是靠自己點滴積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種說來就是所謂捷徑了，莫過於買名，隻要舍得扔鈔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時下一些老板，找作家給他寫傳記；一些明星，求槍手給她寫身世；一些官員，要記者給他寫專訪；一些健兒，讓左右給他寫生平，都忍耐不住地走這條捷徑，實在是求名之欲火在胸中折騰的結果。不過，莊廷XX富而求名，隻求文名，雖說附庸風雅，但也雅得大氣，頗花費了一些銀兩，成立了以他為首的《明史》編纂委員會，甚至邀請了像查繼佐那樣的曆史學家，幫他主持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