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民國十六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這一天正好是農曆的五月初三，緊接著就該是包粽子，劃龍舟的端午節了。
中國之所以有這個節日，是由古代投江自殺的偉大詩人屈原起。雖然現在人們吃粽子的時候，通常不會想到這是對詩人的紀念，更不會想到這位死於非命的詩人，在中國全部非正常死亡的文人中間，大概算得上是自殺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因此，王國維跳進排雲殿西、石舫附近的昆明湖裏，了解端午緣由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會將他與屈原聯係起來。因為手段相同，死日相近，自然會引起當時人和後來人的研究興趣。
自殺，是能活而偏不活，不該死而偏死的極端行為，既是對生存規律的挑戰，也是對人生的徹底否決。將生命握在自己手中，願意怎麼死就怎麼死，願意何時死就何時死，於是，這個人也就擁有了一生中的最後的，恐怕也是最大的自由。我不禁納悶，已經獲得絕對自由的王國維，為什麼不選初五，偏選初三？看來，這個行事謹慎的人，即使死日的選擇，也還透出“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梁啟超對其評語）的學者式的鄭重。
首先，王國維認為自己忠於遜帝的死難心態，根本無法與屈原的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相提並論。其次，王國維認為其平生著述能留存下來，可傳之後世者，自審也是無法與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相比擬。所以，他不選屈原的忌日，而選此前的初三。
但是，王國維決定在初三那天走自沉之路，很大程度上由於他最後弄到走投無路，無以為計，與屈原徘徊躑躅於汨羅江畔的痛心和絕望，際遇是差不多的。因此，先賢的蹈水赴死，義無返顧，給了他啟示。他選擇這種死的方式，是表示對其宗仰的前輩的那份景慕追隨之心；不選端午這天，則是學者審慎謹約的自重。
過於自重，是王國維這個人一生的悲劇所在。自重而適當斂約，是可以的，但自重到抑製，到憂鬱，到愚執，到迂腐，到想不開，到隻有死之一途，別無解贖之道，就真是一個徹底的書呆子了。好像從王國維跳湖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就找不出多少自重者了。很多文人，不但不自重，還自輕自賤。輕，頂多骨頭沒有幾許分量；賤，廉恥都卷在臉皮裏當小菜吃了，那就十分的可悲。
換個喜歡標榜的人，懷著一份屈原情結，赴水而死，肯定會選擇初五。但是，極其自重的王國維，跳湖之前，在家裏是盤算過的。他決定死，固然有其堂而皇之的一麵，怎麼說，他是有頂戴的人，他擁有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的五品頭銜，為主死憂，“大義”存焉。但他不能不自省，所以棄世而去，所謂“大義”的成分占百分之幾，他心裏是有數的。
使其跳昆明湖更重要的緣由，是那些仨瓜兩棗的銀錢往來，是那些油鹽醬醋的生計家事，是那些牽涉到個人、家庭、兒女等等狗屁搗灶的成堆問題，總之，是那些很難磊落光明地端到台麵上來的使他窮於應付的煩惱，才讓他覺得活不下去的。正是死得如此油脂麻花，不幹不淨，攪七念三，卑微困頓，他隻能選擇初三這一天。據馬敘倫《石屋餘瀋》：“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廿九日，某報載何天行‘王靜安十五年祭文’，意在發明靜安本心不在為遺老，其死則困於貧。夫靜安是否不願竭忠清室，其人死矣，無可質矣；至於其死，實以經濟關係為羅叔言所迫而然，則餘昔已聞諸張孟劬，惜未聞其詳。後又聞諸張伯岸，則未能言其詳也。”
因此，他的死，很大程度上有點窩囊，與屈原的慷慨歌哭大不相同，這一點，他清楚。但是，從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便知道他為什麼會有效慕屈原做法之意了。“屈子自讚曰廉貞，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嚐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於懷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誌。”所謂的“休戚”，“知遇”，便成了他投水的“大義”方麵。可一腦門官司，兩肋巴債務，偏挑端陽那天自沉的話，這種驥附，豈不是很褻瀆他所推崇的先賢嘛？
因此，屈原沉於汨羅，走得一清如水，而他沉於昆明湖，很大程度上是規避，是擺脫，是承受不住經濟上的壓力，精神上的負擔，以及無法解開的情感道義上的諸多心結，一死了之的。我想他肯定斟酌過，選初一，離端午稍遠，選初四，靠端午太近，於是，初三一早，他雇了一輛洋車，出清華園，往頤和園去。昆明湖，可不是汨羅江，毛澤東有詩雲，“莫笑昆明池水淺”，他跳進去，便一頭到底。事實上他並非溺斃，而是被淤泥朽草塞滿七竅，以致窒息而死。
一代學人，草草一生，於肮髒的汙朽中死去，時年五十一歲。
但他沒有想到，由於這樣一種死法，效果倍增，影響彌遠，使得他與同時代學問相差無幾的儕輩相比，一下子擁有了很大的知名度。雖然愚眾並不知道他是誰，他是幹什麼的，他吃幾碗幹飯，他有什麼非凡之處，但由於聲名鼎沸，人雲亦雲，好像含金量也顯出不同來。這種不過隻是視覺中的非成色的變化，王國維從此成為比所有國學大師都要大師的聖人。
我相信，這倒不一定是跳進昆明湖的這位天性謙遜的學者的本願，問題全出在中國小文人的戲法上。
小文人，是中國文化領域中一種特殊品類，你可以稱他為蔑片，為相公，為清客，為幫閑。學問不大，本事不小，聰明有餘，心術欠佳，真功夫闕如，生意經特靈，正經事不幹，小嘀咕一等。沒有他們，文壇不熱鬧；有了他們，又生出更多的無聊和是非。這之中，有的小文人，猶如賭場中的堂倌，自己沒有多少賭資，卻很樂意追捧那些出手闊綽，揮金如土的賭客一樣，跟著也闊一把。在文學領域中，吹捧如周作人，如張愛玲，如沈從文，以及孫犁，汪曾祺等，借照亮偶象的光，順便將自己的嘴臉烘托出來，也是近年來大行其道、大賺銀兩名利雙收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