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交上了一篇作文，寫的大概是《家鄉巨變》之類的題目。這個題目，我爸爸讀初中時就寫過，現在當地的孩子還常寫。文章的優劣倒在其次，老師給我的朱筆批語，卻著實傷害了我小小的自尊心。他在作文後麵的批語是：“要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不要繼承地主階級的衣缽。”
這是我少年時代最反感、最怕聽到的話。然而，這是那個時代的套話、流行語。我原本指望這位本家叔叔輩的老師，在學校能暗中給我一點蔭庇，看來，小小人兒的小算盤，徹底打錯了。
2
不久，老師就到當地鎮上一所師範學校深造去了，一個學期後才回來。回校後，他便舉辦了一場“學術講座”，講的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關係，闡述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靠榨取“剩餘價值”致富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這是我中學時代唯一經曆過的一次學術活動，聽得我雲裏霧裏，不知所雲。
從此老師便不再寫詩了，潛心研究起政治經濟學來。那時候，全國正在批判小商品生產者，老師埋頭鄉間，麵壁鑽研浩浩巨著，又一次成為當地議論的人物。
當時學校有30畝水田，供學生“勤工儉學”之用。在無書可讀的年代，勞動便成了“上學”的代名詞。老師從師範學校回來後，發生了很多變化，嗓子更啞了，臉上多了副眼鏡。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居然公開反對學校安排學生過多地參加勞動。他在課堂上不滿地說：“農村孩子，放學後回家要喂豬砍柴，星期天和假期要掙工分，什麼時候脫離過體力勞動？”有一天，他領我們去疏通一條根本不再使用的水渠，同學們胡亂挖了幾鍬後，便在草地上一躺。他坐在同學們中間，給大家“嘎嘎”地講故事，聲音聽起來像一隻公雞在叫。我至今還記得，那次他講的是抗日將領吉鴻昌被槍斃的故事，他慷慨激昂背誦吉鴻昌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我想，我大概會終生不忘了。
不久，該他上課時他沒有來，教導主任進來宣布：他已不在這裏任教了。
後來聽說他是因為聲音沙啞，而被調到了幾公裏外的一所小學，擔任打鈴、掃地等庶務，閑暇時還鍥而不舍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撰寫論文寄到高校的學報。老師的論文，自然從來沒有發表過。
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到了四川一家報社，當了記者和編輯。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了一封從家鄉寄來的掛號信。信竟是老師寫來的。他在信中說，他正準備徒步考察全世界，也就是說，隻身做一次環球旅行—他用括號對此作了解釋，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當地群眾對此有非議，各級領導也不支持，自己也似乎很缺經費。在信的末尾，他特意用一個獨立的自然段，回憶他接手初一（2）班的情景—他記得他曾提拔我當了學習委員。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我能在報紙上發一則消息，幫助他完成這一壯舉。在信中，他對自己十餘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成果一字未提。
我沒有給他回信，我擔心我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傷害他的自尊心。我沒有想到，連信都不回，才是對他自尊心的最大傷害。此後近10年，我便再也沒有聽到老師的任何消息。
3
1997年春節，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因為第二年，我就要帶著妻子、兒子舉家移民美國了。在此之前，我已經到美國闖蕩過兩年，多少也算見過點世麵。
我剛回到老家，就有人告訴我，老師“周遊世界”後，已經回來了。老師有一戶親戚，就住在我們村，於是，我托這位村民捎話給老師，希望能請他到家裏一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