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上了大學，便沒有去過鄰村的姑姑家。事實上，我上了初中後，便再沒有去過，但姑姑抱怨起來，總是歸因我上了大學，眼睛長到額角。在我的腦海裏，姑姑家土屋的格局雖已模糊，姑姑出嫁的記憶卻格外清晰。我那年12歲，臨去做客卻沒有一條體麵的褲子，奶奶便去鄰居家借了一條。那條褲子實在太大，褲腿要挽好幾圈才不至於被踩到腳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借來的。這使我感到很傷自尊心。那一年我已不可思議地喜歡上了一個女同學。我認為我有權擁有一條跟自己小學四年級優等生身份相稱的褲子。那天來的客人很多，我毫不顯眼，直到很晚了，還沒有找到睡覺的地方。屋子裏到處鋪著稻草，地鋪上胡亂睡著的，不像是親戚，倒像是一群難民。我終於被安排到隔壁借宿，和一個看上去比我大許多的孩子同睡一床。那孩子有一口難看的牙齒，稀落暴突，又黃又黑，使我產生了輕微的惡感，盡管我本該感謝他。我們一句話也沒有交談，便各自倒頭睡去。鄉村的孩子大多怯生，我也不例外。睡到半夜我被尿憋醒了，既不敢下床到屋外去撒，睡前又沒有弄清尿盆藏在何處，就這樣艱難地挨到天亮。
很快我就上了初中，姑姑家隔壁那個牙齒難看的大個子男孩，成了我的同班同學，我們仍然沒有說過話。我們曾經作為兩個小陌生人，在同一床舊鋪蓋下，度過了一個漫長的夜晚。這非但沒有成為我們之間友情的基礎，反倒成了我們互不說話的原因。這或許是出於尷尬，出於羞怯，或者出於別的原因，直到某一天，有同學傳過話來，說他要揍我，原因是我曾在同學中散布關於他牙齒的謠言。第二天我偷窺他的神色，並未有任何的不同，這使我格外膽怯，心懷恐懼。他為什麼不直接威脅我，而要借他人之口，通過隻有國際上才使用的外交方式表達對我的敵意呢？他如果準確地說出他即將施行的暴行的時間、地點、程度，我也許會感到安全一些。我權衡了自己的實力：我又矮又瘦，活像草地上的一隻螞蚱，完全不是他的對手；而且由於我倒黴的家庭出身，我也找不到可以與我結盟的同學，無論上學放學，我都是獨來獨往。
時間一天天過去，高懸我頭頂的劍沒有掉下來，但威脅也沒有取消。我已經打定主意，他揍我的時候我決不還手，我要放棄自衛的權利，以換來申訴的有利。我知道如果反擊，不過是兔狼相搏而已，反倒使我由“無故被毆”變成了“打架鬥毆”。他顯然不敢在教室裏或是學校操場上揍我，所以，他動拳腳的地方一定是那長達五裏的鄉間小路，而且，一定是放學之後。我決定，無論他在何處訴諸武力，我都要當即跑回學校，帶著臉上可能留下的抓痕、鼻血之類的鐵證向班主任控告。我擔心的是他把我按在地上，用拳頭揍我的屁股卻不留任何痕跡。
終於有一天，天賜良機於他，放學後他追上了我，長長的鄉路上，隻有我們兩人，沒有任何目擊者。他一把扯住了我的書包，質問我：“程寶林，你是不是醜化過我的牙齒？”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醜化”是一個很實用的、時髦的詞，同時，又是一項嚴重的罪名——一個被裁定“醜化”“最高領袖”、“最高統帥”的人，所受到的最高懲罰甚至可能是殺頭。我分辯道：“我沒有惡意，我隻是說，你的牙齒好像沒有刷過。”他反問道：“誰說我不刷牙？我從小就刷牙，一天刷兩遍。我的牙生來就是這樣的，你憑什麼醜化人？！”他又一次使用了“醜化”這個詞。我感到理虧，想起了借別人褲子穿使自尊心受傷害的情景。我差一點想撒腿就跑，但這樣未免太不像一個男子漢。我暗想，讓他揍我一頓算了，反正四野無人，我也不丟多大的麵子。
出乎我的意料，他並沒有揍我。扯著我的書包的手鬆開後，他向我提出了一個讓我驚詫莫名的要求，作為他對我解除威脅的條件——他要我把書包裏的作文本給他，他帶回家去，像鳩山先生研究李玉和的舊日曆一樣“研究研究”。我的作文“天賦”那時已被全班同學所公認，就在這個本子上，抄著我剛寫的一篇命題作文《家鄉巨變》，下星期必須交卷。盡管事實上，家鄉所謂的“巨變”，不過是拆除了一座戰時的土炮樓，修了一座倉庫而已，我卻妙筆生花，寫得跟大寨差不多。對於這一和解條件我心裏暗喜，急忙掏出作文本，帶著幾分自豪、幾分討好呈獻給他。一篇作文能化幹戈為玉帛，這誘發了我日後成為一名作家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