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我們的關係變得正常，比陌生人親近比朋友疏遠，這種情形，直到我考上大學後因病休學為止。
我住在小鎮上的中學裏養病。有一天，來了一個客人，原來是他。他沒有考上高中，回家當了農民。這回他是到鎮上買化肥，順便來看我，提著兩瓶罐頭。在農村，給病人買禮物，通常都是罐頭，禮輕、情義重。我招待他在學校食堂吃了午飯，便一起沿著公路散步。由於談得很投機，竟然走到薄暮時分，走出小鎮十幾裏。他談到了他讀過的一本蘇聯小說《愛》，把故事津津有味地複述給我聽。正是從他的口中，我才知道“愛”居然還可以分成“情愛”和“性愛”，二者我都還未曾感受。最令我吃驚的是，臨別時，他竟要我拿出我寫詩的硬皮筆記本來，為我題詞留念。那是我第一個專門寫詩的本子，封麵上用包紮傷口的膠布貼成了《春草集》的字樣。他叼著筆，苦苦思索了足足一個多小時，然後奮筆疾書，寫下了一組文句不通的《十六字令》，計有3首，48個字，共有9個錯別字。他擱下筆，扛起早已買好的一袋碳酸氫氨化肥，大步踏月而歸。目送他月光下遠去的背影，我內心感動不已，又好像隱隱作痛。
大年初一他出乎意料地來了。那時，我已複學，重新成為一名受人羨慕的大學生。他本來是該去給未來的嶽父嶽母拜年的，半頭豬肉、幾十斤鮮魚都已按鄉村的規矩備辦齊全，女方忽然捎信來解除了婚約。情愛也罷，性愛也罷，一句話頓成泡影。他便幹脆來給我拜年，提著顯然屬於彩禮組成部分的一塊肉、幾條魚。吃過早飯，我們又在鄉間小路上散步，他談起自己的婚姻，始而大罵，繼而大哭，囁嚅中含糊吐出“舉世獨濁，唯我獨清”的警語，再一次令我如雷貫耳，驚愕不已。
不知不覺，在家鄉，我漸漸成了一個多少受點尊敬的人，盡管在城裏我仍然毫不顯眼。十多年不曾進過姑姑的家門，姑姑早已不止一次地抱怨。我也想去看看她家門前那像刀子一樣掛在樹上的皂角，記得小時候的一句順口溜叫“皂角樹上千把刀”。於是，這次我帶老婆孩子回老家，便決定去看望姑姑。
那棵老皂角樹依然，姑姑的老屋依然，隻是姑父略有不同，更蒼老一些，原來的那位早已患肺病安息九泉。進得姑姑家門，便有一高大粗壯的年輕黑漢，從姑姑家側房中睡眼惺忪地跨出來。我一看，正是他，這位初中同學。糟糕的是，十年未見，乍然相逢，我竟忘了他的名字，隻好親熱地、含糊地招呼了一聲，在互相敬煙的客氣氣氛中，絞盡腦汁地回憶他的名字。原來，他是在幫助料理村裏一個老太婆的喪事，一時閑著，聽姑姑說我要來，便在姑姑家的側房裏一邊睡覺，一邊等我。姑姑正在廚房忙活，我找個借口去廚房問了姑姑，這才重新獲知他的名字。我沒有用“想起”這個詞，因為我根本就沒有想起。
我們就一些可以寒暄的話題談了一陣。他對我的了解很有限，隻知道我從北京去了四川，至於在什麼城市幹什麼工作，都不甚了然。我便一一據實回答。想起他曾為我題詞留念，我本想告訴他我這些年來癡迷於詩歌，但話到嘴邊，又吞下去了。我問了他家庭的一些情況。他有兩個孩子，第二個是計劃外生育的，罰了1300元錢；種著幾畝地，前些年學會了吹嗩呐，婚喪嫁娶之類紅白喜事，事主都會請他，吃喝之外，還有煙、錢之酬，日子還過得去。我們又就小麥與油菜的收成、水稻和化肥的價格等話題隨便聊了一陣。對於這些話題，我雖然十分關心，卻畢竟陌生有年了。接著，我們便沒有什麼可談，就像我在他床上借宿那晚一樣。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窘迫和難堪，但更多的是難過，不知是為他還是為自己，抑或是為我和他兩人。
離出殯的時刻還早，太陽才剛剛爬上樹梢，禾場上坐著一群鄉村裏深諳一切禮儀的老人，正在一邊曬太陽，一邊紮花圈，有一句沒一句地閑扯著。我的這位老同學走過去，坐在他們中間，熟練地劃著篾片，主持他們的談話，聲音很高，好像在罵著什麼。在太陽下我又看見他那一口很不雅觀的牙齒。過了一會兒，他又吹起嗩呐來。他的嗩呐吹得還不錯。我坐在禾場另一端的石滾上，遠遠離開這一群準備出殯的農民，感到石滾這種古老的原始農具，在冬日的早晨是那樣冰涼，又那樣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