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失學兒童、關於“希望工程”的報道、節目、文章、活動越來越多了。最有效果的方式便是從貧困地區選幾個孩子，接進城裏來，讓他們在攝像機前，一一回答諸如“在家裏一年吃幾次肉”、“知不知道這種玩具叫變形金剛”、“你身上穿的衣服是借的還是自己的”這一類問題。主持人原本想喚起觀眾的同情心，結果更多地喚起的不過是城裏人的優越感而已。這種情景使我的內心受到了刺痛，仿佛我自己就是那些被幸運地選中，到大城市來逛幾天“西洋景”的貧困兒童。我看過幽默電影《三毛從軍記》。三毛流落上海，被一位有錢的貴婦人收為養子。貴婦人的心至少在對待這個孤苦無助的流浪兒身上，表現出了善良與同情。但這種善良與同情，出自一種居高臨下的角度，就變成了施舍，而接受施舍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屈辱。所以三毛最終還是逃離了這個有吃有穿有地位的家，重新成了一名流浪兒、一名黑暗年代的失學少年。我不知道這類電視節目的製作者為什麼不直接把鏡頭伸向那搖搖欲墜的校舍、那些陰暗潮濕的茅屋、那些粗糙簡陋的家具，那些衣衫襤褸、目光呆滯的孩子。
也許我是鄉下人的身世，使我對這個問題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敏感與自尊。我讀小學的時候，每學期的學雜費隻有兩元錢。為了催交這兩元錢，欠費的孩子放學後經常被留下來。老師在教室裏一邊踱步，一邊用“擤了鼻涕腦袋輕”這句俗語來啟發孩子們。那時我總是望著黑板上方的領袖像發呆。我很想問毛主席他老人家，為什麼我父母、爺爺一年到頭都在生產隊幹活，我農忙放假時要掙工分，卻交不起這兩塊錢的學雜費？我的母親去砍柴，將柴草賣給隊上的瓦窯，一斤幹草才賣兩分錢。我也和夥伴們滿地裏挖樹樁，跑出幾十裏外撿豬糞、狗糞、牛糞和人糞，賣給隊裏的糞池。我至今還記得這四類糞便的相差懸殊的收購價。有一次，母親用砍柴攢下的錢，為我做了一套新衣服。那是兩角錢一尺的薄薄的藍布，鄉村供銷店裏最便宜的一種。出於孩子們莫名其妙的虛榮心，我竟然嫌衣服太差了，拒絕穿它，並且蠻橫地對母親說：“你既然隻能讓我穿這種丟人的衣服，又何必把我生出來？”母親一向脾氣暴躁，對兒女們常常打罵，聽到這話卻立刻倚在門框上嗚嗚地哭起來。這句惡毒的話提前結束了我混沌無知的少年時代，使我終身牢記貧困帶來的屈辱，但我卻不知道貧困的真正原因。
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充斥於新聞媒體的，都是一些令人欣喜若狂的神話般的消息：農民包飛機旅遊啦，農民雇大學生當秘書啦，農民裝程控電話啦，農民買“奔馳”轎車啦。忽然之間，民工潮湧動起來了，那些出外打工的農民，橫看豎看也不像是包得起飛機、雇得起秘書、裝得起電話、買得起轎車的大款。中國農民生活的真實情形開始顯現出來，接著關於各省失學兒童的統計數字或估計數字也一一公諸報端了。再接著，是七十多種城裏人聞所未聞，聽了瞠目結舌、大長見識的攤派被宣布廢除。我努力相信，造成孩子們失學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因素、是地理位置。他們要是都能出生在大都市裏就好了，至少也應該出生在大城市的郊區，在那些地方僅僅靠賣幾畝土地就可以一夜致富，蓋起兩三層的小洋樓。
當我在報紙上看到愛國僑胞陳世賢先生向四川儀隴、廣安等地捐資興學時，我既為陳先生的愛國義舉而感動，同時又不免有幾分羞愧。有時候細細想來，社會的變遷真令人匪夷所思。在短短二十年前，陳世賢這個海外富翁，他所隸屬的那個“階級”，尚是我們“革命”的對象。他專門選擇這些出過革命家的貧困地區捐資辦學，一方麵表現了他對革命的敬仰，另一方麵對社會的失誤與不足（至少在教育方麵），或多或少表現出了同情與補救的願望。
我比誰都有理由資助一兩個失學少年，但迄今為止，我卻連一分錢都沒捐過。“希望工程”是一個了不起的創意，但我認為，它的真正價值是它的宣傳聲勢，旨在喚起全民族的教育意識，而不僅僅是愛心。“希望工程”從本質上講，隻是一種類似於慈善行為的救助。前些天，成都搞了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捐助活動，一天下來也隻有73名失學少年得到了讀書的機會，這與全省十多萬失學少年相比，完全是杯水車薪，隻不過使失學少年整體中產生了一些幸運者。假如某村有一個失學孩子，得到了一個城市家庭的資助，背著書包上學了，他的隔壁住著另一個失學孩子，卻沒能找到一個肯資助他的城市家庭，我不知道這個孩子望著自己的夥伴上學去的背影，會不會想到“公平”這個詞。
可是，即使讓所有的孩子都上了小學，又當如何呢？孩子們小學畢業，一旦考不上初中，就永遠失去了再受教育的機會，而在現代社會裏一個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幾乎等於文盲。國家如果不用法律的手段，在經濟上花二三十年的血本，確保每一個孩子至少受完高中教育，我們的民族就談不上有多大的希望，21世紀也絕不會是“中國的世紀”，所謂現代化國家就隻是一廂情願的夢想，至多不過能實現都市的有限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