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6點起床，到書房上網。平日總睡懶覺的兒子，今日卻起了一個大早，拿著數碼相機，將我家的“四合院”拍攝下來。昨天下午他就拿著尺子，丈量了房屋，打算將它製成立體圖片，放在網上。
打開電腦的同時，也打開電視。我訂購的中國長城節目平台，有中央電視台的電影頻道，我常常看。今晨的節目，是《留守孩子》。畫麵上是熟悉的江漢平原，劇中人講的是典型的襄樊口音。這兩樣因素觸動了我內心深處對故鄉那片土地上孩子們的一份牽念。
影片的故事情節其實很簡單：幾個父母都在外地打工的孩子，因無人管教，而常常在學校、社會上肇事。故事的高潮是，這幾個孩子租了一輛貨車，南下廣東，去尋找自己的父母，而被警方攔截下來。
有一場戲特別感人：一位姓王的父親，在廣東打工，因孩子在老家不聽話，被學校請回來。他的妻子跟老板跑了。在荒野裏，他跪在兒子的麵前，哭著說：“我在外麵給人家當孫子，回到家裏來，給自己的兒子當孫子。我哪裏像個人啊！”說到這裏，淚水滾滾而下。
影片基本上是用“原生態”的方式拍攝的，演員在我看來，大多都是業餘的，台詞也是基本上未加修飾的襄樊土話，真實、自然。比如，“去”，在影片中，並不念q&；，而是連漢語拚音也拚寫不出的，類似於“客”（k-）的發音。而在上麵所引的那段台詞中，“兒子”、“孫子”，也是我們湖北荊襄一帶特有的彈舌音。
鄉音，是靈魂深處的一種終身的情感元素。記得二十多年前上大學時，從北京坐火車到襄樊，換乘襄樊到荊門的火車，一上車，家鄉口音就頓時多起來。而在荊門汽車站，在電機廠燒鍋爐的朋友範士雲，已經幫我買好了到沙洋的汽車票。一塊多錢的情誼，累積到今天，已無法用金錢計算。坐上汽車，身邊就全是荊門土話了。這時，如果要和周圍的人聊幾句，我就必須將操了半年的普通話改過來。開頭的幾句土話，略顯生硬，舌頭似乎有點不聽使喚。慢慢地，隨著老家漸近，自己的土話也越發流利了。
現在呢？我不會講，或者說，不再講荊門土話，已經20年。我在城裏的歲月，遠遠超過了我在鄉村度過的18年。轉眼之間，到美國這英語之邦、美元之國，也已經10多年了。在這樣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我的院子裏，自種的果樹都已掛果，而菜地裏的西紅柿也沾滿了露珠。兒子在院子裏跑來跑去，用相機東拍西拍。前幾天，他剛剛從舊金山一所不錯的高中畢業。
他知道生活的艱難嗎？知道在肥沃的江漢平原—他的祖先世代生死的土地上，還有許多孩子，靠年老的爺爺、奶奶照料，而父母則在遙遠的南方，出力、流汗、累死累活，全部的目的隻有一個：為孩子過好的生活。
我沒有對孩子講，最近在國際上影響巨大的山西“黑窯工”事件。在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竟然會有身為父母的人，將別人的孩子，甚至是智障的孩子強迫擄走，在狼狗和皮鞭下幹超出體力負荷的活，卻沒有一分錢報酬。
在《留守孩子》的片尾，光明呈現：當地政府撥款，提供房屋，為留守孩子提供集體住宿、管理。社會，終於承擔起了自己的責任。我希望，這是真的，而且，是普遍的措施。
在中國，越是貧困的地方，政府的辦公樓修得越豪華、氣派。這樣的圖片，我們在網上已經司空見慣。河南的某個鄉政府，將自己的辦公樓修得像天安門；安徽的某個貧困縣，政府機關漂亮得像美國的國會山莊。而在我居住的這個美國小城，隻有兩萬多人口，大學程度以上的居民就達70%以上。今年是該市建市90周年，全部的紀念活動，不過是在全城的部分電線杆上懸掛了“El Cerrito，1917-2007”字樣的廣告。誰能想到，市政府，就在幾棟活動木板房中，如果不是掛著一麵星條旗的話，找都難以找到。
在中國，一個人成才的成本，實在是太大了，大到了大多數農村家庭難以承擔的程度，而不可思議的是，這種成本完全是由家庭承擔的。而孩子，是國家和社會最應該承擔的責任，因為，在一個現代國家裏，他們是最可寶貴的財富。這是比任何GDP都要珍貴得多。為什麼要把中國建設好？正確答案隻有一個：讓中國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子子孫孫，過得至少不比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子子孫孫差，如果不是更好的話。
再說了，再高的GDP，如果都變成了奢華的辦公樓，而沒有更多地惠及新一代的中國人—中國的孩子，如何讓他們在今後的人生中，愛這個國家、愛這個製度、愛中南海裏的那一群人。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