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秋，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學，第一次離開村子，去闖外麵的世界。
在荊門上的火車，那時還叫縣城。盡管不止一次想象過火車的樣子，但看見它那樣長、那樣壯，抵得上一千頭牯牛的力氣，我還是嚇了一跳。那年我十八歲，經曆過不少新鮮事兒，包括看見了黑白電視機。第一次看的節目是電視片《哈爾濱的夏天》、《岷江行》。至今我也沒有去過哈爾濱，後來卻來到了岷江邊，成了川西人。
第一次出遠門的情景是終生難忘的。我背著大綠葉襯大紅花的被子，提著網兜，裏麵裝著一個臉盆、幾件衣服。親戚們湊的一百二十元錢，被母親縫在內褲裏。我的一個叔叔在鐵路上工作，是我家唯一吃“商品糧”的親戚。他親自來接我上火車。在車上，他沒有買票。從荊門到襄樊三個小時的旅途，我一直忐忑不安，連窗外的景色也無法減輕我的擔憂—我生怕他被乘務員抓起來。
快到襄樊時，乘務員終於來查票了。我的叔叔摸出一個又舊又髒的本子，在那人麵前晃了晃，說：“我是襄北機務段的，這是我侄子，到北京上大學去。”我叔叔挺自豪。
那時候，上大學還是一件值得羨慕的事情，尤其是去首都上大學。
襄北實際上是一個小站，但襄渝、焦枝線在這裏交會，這是中學地理課上學的。叔叔帶我到了他工作的單位食堂。原來十多年來，讓我們家引以為豪、經常周濟我們家的這個叔叔，是一名炊事員。
怪不得農村的人都夢想吃上“商品糧”，原來國家單位的麵粉這樣白、饅頭這樣好吃，連鹹菜都跟農村的不同。單位裏還有澡堂子，人們赤條條地泡在一池熱水裏，說一些跟天氣、莊稼和收成無關的話。叔叔帶我去洗澡時我很不情願當眾脫衣服，其實我更擔心的是藏在內褲的錢被人偷走。
洗完澡，去叔叔的一個同事家吃飯。男主人是火車司機，姓李。女主人姓什麼，我不知道。叔叔每次回鄉下，都會幫他買些雞蛋、糯米之類的東西。她家的菜很豐富，但我卻說不出什麼名堂。
吃完飯，女主人看我穿的是“的確良”襯衣，誇獎說料子好。那是我媽媽用砍柴的錢給我縫的，鄉村裁縫的手藝。但五顆紐扣卻是我媽媽親手縫的。兒子走得遠，她要縫得格外牢固才行。
在白色的襯衣上，縫著五顆黑色的紐扣。那是我母親最後一次給我縫紐扣。媽媽是文盲。她的審美觀隻有一種：醒目。農民們都偏愛一眼就能看見的東西。
這個年約四十歲、胖胖的女主人，操著北方口音對我說：“孩子，白襯衣配黑紐扣，不好看，我給你換成白紐扣吧？”
由於沒有替換的襯衣，我又不好意思在陌生人麵前光著上身，她就讓我穿著，用剪刀將黑紐扣一粒粒剪下，又一粒粒地縫上白紐扣。她埋頭用牙齒將線頭咬斷的姿勢，和我媽媽一模一樣。
我知道，大學畢業後，我要買衣服穿，而不是縫衣服。我也不會給我的兒子縫紐扣。這個陌生的、與我母親年齡相仿的城裏女人，改正了我母親的一項小小的審美“錯誤”，在我即將進入城市的前夕。我相信，在初入京城的那個秋天，班上洋氣的女生們從來沒有訕笑過我鄉裏鄉氣的襯衣，一定跟這五顆白色的紐扣有關。
穿上襯衣我精神爽朗，到理發店去剪長長的頭發。從此，我將需要理發師，而不是村裏那個瘸腿的剃頭匠了。我對理發師說：“請將我的頭發剪掉二分之一。”理發師生氣地說：“你幹嗎不說剪掉一半？”我一臉尷尬。
八年後的1988年，也是秋天，悲傷的季節——我摯愛的奶奶去世了。回家奔喪後，途經襄樊返回四川，我順路去看望叔叔。他仍在起早熬夜地為鐵路工人做飯，他的收入，隻是當記者的我的幾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