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的死訊，是父親專程趕來成都告訴我的。他在襄樊換車，慌亂中上了武昌經重慶到成都的那一趟，冤枉繞道多走了十多個小時。由於沒有出過遠門，缺乏旅行經驗，他在車上隻好喝廁所水龍頭裏的水，啃幹饃，總算趕來了。其實，他用不著在大熱天坐兩天一夜的火車趕來—花幾塊錢給我發封電報，要省事省時得多，也不必花費那麼多錢。在農村，一分錢都來之不易。
責怪父親又有什麼用呢？他是一個老實的農民，一生隻知道泥土與莊稼。他還沒有達到熟練借助現代化通信手段傳播信息那樣高的層次，盡管這條信息是噩耗，而非喜訊。我相信，即使我的工作單位更遠，遠在哈爾濱，或者烏魯木齊，他也會不舍晝夜趕去的。麵對長途奔波、衣衫破舊，臉上倦容夾著悲憤的父親，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
我們家族是那個地方的“地主”。我祖父那一輩，共有三兄弟，分別叫訓道、明道、義道，我的爺爺排行第二。他們的父親亡故後，老二、老三或被抓壯丁或外出求學，先後成了國民黨的軍人，又先後被俘，成了解放軍裏的“解放戰士”，又先後在戰爭快結束時被遣返原籍，迎接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運動。八九十畝剛剛購置、栽種未滿一年的稻田，各立門戶的三兄弟平分，每人剛好三十畝。這按當時的土改政策，據說不夠被劃成“地主”，何況老二、老三還在解放軍裏幹過，老三甚至還有一張蓋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某部朱紅大印的三等功臣證明。盡管如此，他們三兄弟還是當了幾十年“地主”，直到1978年被摘去“帽子”，成為公民。
叔叔便是訓道的次子，和我父親是堂兄弟，小時候同吃一鍋飯長大，倒也和親兄弟一樣。叔叔是上過初中的，除了做農活外，他最大的愛好是看書。可以這麼說，我今日能成為一個寫作者和愛書人，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堂叔對我的良好影響。堂叔住在相隔兩三裏的鄰村裏，我上小學時，常悄悄跑到堂叔的家裏，翻他的舊櫃子，弄出“乒乒乓乓”的響聲。他的瞎眼母親就會在另一間黑暗的屋子裏問一聲：“是哪一個？”我就回答：“是我，大婆！”那一邊又問：“是寶兒啊？”我就“嗯”一聲，繼續翻箱倒櫃，直到找到滿意的書為止。我少年時候讀過的書，如小說《烈火金剛》、《紅旗譜》、《林海雪原》、《豔陽天》、《金光大道》等，都是從堂叔那裏搜來的。我甚至還在他那裏讀到了《中國思想發展史》、《蔣光慈文集》、《波拿巴·拿破侖傳》等與一個小學生身份很不相宜的書。這些書，激發了我日後成為一名作家或是一個非凡人物的夢想。
從我記事起，堂叔就是一個快樂的青年。記得有一年春節，我跟堂叔去給他在鄰村當“倒插門”女婿的哥哥拜年，提著當地習俗所規定的、必不可少的兩封酥餅。太陽升起來，照著瑞雪後亮晃晃、靜靜的田野和村落，冬天的枯枝雖有幾分蕭瑟，卻也顯得簡練而剛勁。堂叔心情很好，一邊走，一邊教我唱《萬丈高樓平地起》這支民歌。這支歌中，有“挖斷了窮根翻了身”這樣歡快的句子。那時我已經上小學，朦朦朧朧知道“家庭成分”是怎麼回事，也隱隱約約感覺到這支歌，由我的堂叔，這個“地主”的兒子口中唱出來，似乎有點不合適，因為那是貧下中農唱的。不過，我還是很快學會了這首歌，盡管我唱這支歌時，總有點“做賊”的感覺，並不那麼理直氣壯。而今，我仍然很喜歡這支陝北民歌的曲調，隨口就能唱出來，而這，正是堂叔那天在踏雪拜年的路上教給我的。
二
我上初中時，堂叔就該討老婆了，可沒有誰家的姑娘願意上門，因為家庭成分，因為窮，因為家中有瞎眼的老母親。我的奶奶到處求人為他介紹對象，邁著一雙裹過的小腳，走遍了四鄰八村。每次堂叔到我家來，奶奶都會坐在床沿上，和他談到半夜，一邊安慰他，一邊抹眼淚，臨了便從枕邊摸出家裏唯一的一支光線微弱的手電筒，“吱呀”一聲開門，送堂叔走夜路回家。奶奶隻是我父親的繼母，卻用做針線活換來的米，幫助養活了我的堂叔，這是她為堂叔的婚事被耽誤而流淚的主要原因。這些少年生活的深刻記憶，使我過早相信了善良的力量。
堂叔三十多歲的時候，總算娶了一位妻子—一位癡呆女人，對什麼人都隻會傻笑。我參加了堂叔的婚禮，甚至還作為晚輩，參與了“鬧洞房”。那天，還舉行了一次奇怪的驅鬼求福儀式：有人爬到屋脊上，分別向屋前和屋後扔一把斧頭。當斧頭扔向屋前時，騎在屋脊上的那個人（多是地方上有聲望者）就大聲問：“前麵發不發？”眾賓客齊吼一聲：“發！”斧頭扔到屋後時，騎屋者又問：“後麵發不發？”眾賓客又是一聲喊：“發！”儀式即告結束，屋頂上的人爬下梯子，進屋喝“狀元席”（婚禮上新郎官所坐的一席）的頭一杯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