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講到這裏時，已經泣不成聲……
這兩名肇事的村民，被押進了鎮派出所，但第二天中午，就被放了回來。派出所給他們的處罰是：幫我堂嬸將已經收割的麥子挑回家，因為堂叔已無法完成這樁農活了。公安局的法醫，將取下的腦組織送到省公安廳進行化驗、鑒定，半個月後，正式結論送了回來—死亡原因：先天性腦血管瘤破裂，導致顱內出血死亡。
也就是說，這兩個年輕的村民，並無任何直接的刑事責任。
即使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先天性腦血管瘤破裂，也是外力引起的。父親說，堂叔死後，右耳太陽穴腫大、右耳裏有膿血流出來；穿著農用水靴的腳，在一隻腳的踝關節處，有傷口仍在流血。這是發生過搏鬥的明顯證據，連當事人都承認，與我堂叔發生過“拉扯”。
對於這個結論，親戚們不信，我也不服。作為具有“法學學士”學位的大學生，我覺得當事人至少應該承擔部分民事責任。父親大熱天千裏迢迢趕來成都，目的就是指望我能回老家，幫堂叔申冤。於是，我第二天就和父親坐火車趕回老家，加入了“上訪”與奔走的行列。這其中的悲憤、曲折和艱辛，非一言能盡。
一年後，我家鄉所在省的檢察院一名副檢察長，終於在我的申訴材料上作了批示：此案複查。由省公安廳、法醫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複查小組，驅車到我的家鄉，會同當地公安局，將我堂叔的土墳挖開，取下頭顱，帶回省城檢驗。
在此期間，我意外地收到了省公安廳一位處長寫給我的私信。信中寫道：我是複查小組的一員。你在申訴材料中所表達的對於堂叔的感情和同情，令我感動。作為一名老公安，我和你一樣，對於公安隊伍裏的害群之馬、不正之風，非常痛恨。但是，客觀地講，你的堂叔確實是病死的，而不是被毆致死的。正式結論很快就會下達，希望你能理解。以後你有機會來省城，歡迎到我家裏做客。信末留下了他家的電話號碼。
應該說，這封信是相當誠懇的，因為，按照公事公辦的原則，這位處長原本是不必寫這封私信給我的，哪怕我是“黨報記者”。
果然，不久後，正式的複查結論出來了：顱骨無破損，係死於先天性腦血管瘤破裂。
願堂叔瞑目，侄子已經竭盡全力了。我小時候，堂叔曾寄望於我，長大了有出息，為程家爭光。我用這一點點“出息”，使得有關部門在事發一年後，對此案掘墳複查，這已是極為罕見的了。叔叔，你入土為安！
至於被取走的堂叔的頭顱，下落如何，我怕問這個問題。這也是迄今為止，我從來不曾到堂叔墳頭祭奠的原因。在愚昧的農村，無頭屍體是民間所忌諱的，而造成堂叔不得全屍的，是我—一心想為他討回公道的侄子。
四
最後一次見到堂叔，是1990年10月，我帶著妻子、兒子回家探親。這是兒子出生以來，第一次回老家，本來應該到親戚家走動。按那地方的風俗習慣，晚輩初次踏入長輩的門檻，長輩必須拿出“見麵錢”來，否則，別人會嘲笑，長輩自己也會覺得不體麵。我體諒堂叔窮，對這種陋習更深惡痛絕，便決定把堂叔請到家裏來，讓他和自己的侄孫親切相見。那天，我們一家三口興致勃勃地到那座堂叔曾打算投水自盡的水庫裏釣魚，在路上正巧碰見了堂叔。他正在放牛，牛背上坐著他的寶貝女兒。見到我們，堂叔很驚喜，逗弄著我的兒子，“嘿嘿”笑著說：“你一生兒子，我就升級為爺爺了！”頗有幾分得意和驕傲。
附近正好有一座堰塘，裏麵長著荷葉。盡管時令已是初秋，在荷塘裏居然還剩有幾枝荷花。我兩歲的兒子在大城市裏，哪裏見過荷花，新奇得很，便嚷著要采花。堂叔笑著說：“我馬上下去給你采，你這個小祖宗！”一邊“責罵”，一邊挽起褲腿，下到荷塘裏，撥開荷葉，采下幾朵。水漫過他卷起的褲管，一直漫到腰間。
隻要一想到堂叔，我的耳邊就會響起他撥動荷葉窸窸窣窣的聲音。
堂叔名叫程應傑，終年4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