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見到三姑，是2003年6月，在叔祖的葬禮上。當時我塞了一點錢給已病入膏肓的桃姑，卻沒有顧得上和三姑講話。誰能想到，我竟再也見不到我的三姑。
奪去三姑性命的，說起來不過是一件小事。三姑家的房子，請了她丈夫的弟弟來做點裝修，花了2000元錢，三姑卻不甚滿意，埋怨丈夫，說：“花的錢並沒有少，質量卻比不上請外人做。”當丈夫的一聽，火冒三丈，由吵而打，鄉村無日無之的一點雞毛蒜皮的瑣事，就這樣，讓三姑仰藥而盡。那藥，不是城裏人的補藥，是農藥。
在農村，死是很容易的，三五元錢的成本，臨死前，到供銷社跑一趟，一瓶黑糊糊、臭烘烘的液體就買了回來。在農村，活卻並不容易。活得像個人，有尊嚴，有幸福，尤其不容易。
鄉友兼文友曾令麟兄，曾給我講過發生在他村子裏的一件悲劇：被稱為“應祥叔”的村民，擔心自己老了，喪失勞動能力，成為兒女的拖累和負擔，於是，和老伴商量，一起喝農藥自盡。兩位老人家偷偷買回農藥，穿戴整齊後，當丈夫的先喝。幾口下去，軀體劇烈抽搐，痛苦不堪。老婆婆一時慌了神，不再有勇氣飲下農藥，就這樣眼睜睜看著勞苦了一輩子的老伴歸了天。幸存下來的老婆婆，第二年也跌進水塘裏淹死了。
農藥啊，農藥！農民啊，農民！
我不想在這裏引述那些枯燥的統計數字，告訴讀者，中國每年有多少多少萬人死於自殺，其中農村的自殺者占多大的比例，農村的自殺者中飲藥自盡的又占多少比例。我隻想拜托我在城裏體麵謀生的同類—出生在農村並最終拋棄了農村的幸運兒，回自己的鄉村打聽一下，在你的及周圍的村子，有多少村民喝農藥而死？並問一問自己的農村父母：您是否曾有過喝農藥的衝動？
2009年的春節，在飄著雪花的嚴冬裏，餐桌上，我這個海外歸來的長子，被弟妹們和眾多的侄甥們圍著，正在享受多年難得的家鄉菜肴，突然，聽到了三姑的死訊，在她入土幾個月之後。
父親的臉頓時暗淡下來，一滴老淚無聲地滾落。
母親說：“我都險些喝了農藥，要不是令梓伯的勸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這不僅僅是農藥的管理問題，也不僅僅是農民的心理健康問題。
本質上，這是農民的生命價值觀問題。
在咱們中國，最不怕死的，就是農民；死得最不值的，也是農民。
2009年，是新政權“輝煌燦爛”的60周年紀念。電視上充斥著的，是宣揚60年前“三大戰役”殲滅國民黨軍幾百萬人的赫赫戰功。
他們原本都是夢想“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中國農民啊！
三姑啊三姑，愚昧的三姑，可憐的三姑，你就等不到我這個比你小兩三歲的侄子，給你買一身新衣服，我們兩家人重新“走親戚”的那一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