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幕情景我記得很清楚。
冷冷的冬天，舉目望起，是一片黃疸肝炎的大地。因為久未落雨，鄉間大道上的車轍更加堅硬，塵土也格外厚。在離村十裏多的小鄉場上，聚集著數百名從附近村落被吆喝去湊人數的村民。男人女人都穿著同樣肥大而肮髒的棉襖棉褲，一律陳舊，所不同的是，男人們大多腰間紮一根草繩而女人們則不紮。他們是去歡迎來接受教育的知識青年的。據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村民們可一直懷疑：到這裏究竟能有什麼作為，除了摳泥巴之外。他們木然地三五成群，聚集在公路兩邊，帶著幾分敵意、幾分蔑視、幾分敬畏、幾分好奇，探頭朝公路的那一端眺望，心中暗自嘀咕：那些城裏人，給鄉村帶來的是災厄還是福氣？
橫跨著公路，有人用木頭和鬆枝紮了一個綠色的彩門，上麵掛了一條很大的橫幅。當時我還不識字，不知道那橫幅上寫的是什麼，現在，當然可以推理出來。那時，我還沒有年代的概念，現在推算起來，應該是偉大的1968年，或者更偉大的1969年發生的事。
這是我少年時代最早參加過的鄉村盛典。有兩個鑼鼓班子分列在公路的兩旁，同時用兩種不同流派的曲調吹打演奏著，極不和諧卻十分熱鬧，像真正的田園交響樂。而這些鑼鼓班子，平時主要受雇於送葬或者娶親，此刻則被派上了政治用途。在我的記憶裏，吾鄉的人們雖然難得添置新衣服，肚皮也不大吃得飽，歡呼和慶祝的事兒卻真不少—畢竟日子還過得去，連我的“地主”爺爺也稱讚說：“比新中國成立前好多了，沒有土匪，能睡個安穩覺。”
天快黑的時候，公路那頭塵土飛揚，一溜五輛大卡車披著紅綢、頭紮紅花，風風火火鳴笛而來。每一輛車上都裝著幾十個講話怪腔怪調的城裏人，看上去隻有十七八歲的樣子。這時候，鞭炮炸響了，鑼鼓敲得更響、更猛，天也更黑了，把城裏人和鄉下人抹在了一起，難以分辨。我沒有看清楚，在那些城裏人中間，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會在日後成為我家的親戚—確切點說，成為我舅舅的妻子。
二
那已是幾年以後的事情，我已經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了。老師一時心血來潮，要在課餘時間教學生音樂（即使今日的農村小學，恐怕也難以奢望開設真正的音樂課），而農村的樂器隻有兩種—笛子和二胡，老師的音樂才能也僅限於笛子和二胡，還有簡譜。這在鄉間，已被視為傳奇性的人物。我當然也要心血來潮，有一天放學後，冒雨跑到三裏外的舅舅家，向他借那把二胡。可舅舅不肯，說我年齡太小，拉不好琴，會把弓弦折斷的。可我認為，他不肯借，是因為他不是我的親舅舅。
在鄉村裏，人們聚族而居，那個村子裏相鄰的若幹戶人家，幾乎每家的男主人都是我的舅舅—一種廣義的、寬泛的親戚關係，是我的母親的隔了一代乃至數代的堂兄弟。而我的正宗的舅舅則在村子的另一端，而且家裏也沒有二胡。遭到拒絕心裏當然不痛快，這時從廂房裏出來一個漂亮的姑娘，比鄉下最標致女孩還漂亮的姑娘。她就是我曾參與歡迎的那群武漢知青中的一員，分配到這個村插隊落戶已經四年了。她勸舅舅，應該把二胡借給我。她說，早就聽說我很聰明、勤奮好學，長大了一定有出息。她用難以聽懂的武漢話講出的這些話，聽起來十分悅耳，但舅舅還是不肯把二胡借給我。那時我不知道，舅舅正在戀愛，需要這把二胡來傾吐心曲，《詩經》上說“琴瑟友之”，大概就是這層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