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盛夏時節，我帶著兒子，從美國萬裏迢迢趕回去，仿佛就是為了料理他的喪事。其實，我原本是趁暑假回去探望父母的。到了北京，打電話到老家，才知道父親已經從城裏回到了鄉下，沒日沒夜地守候在他的床前，權且算是代替孝子，盡一盡人子之責。即將下世的這位老人，是我的叔祖─我爺爺的親弟弟。再過幾天，他就要到村子東邊的墳崗裏，在一堆新土之下，與他的兄長比鄰而居了。叔祖無嗣，我的父親是他的親侄，下葬的時候，身披白孝，向前來致祭的鄉親行跪謝大禮的，隻能是我父親。
我本打算在北京多住幾天的，這時再也沒有玩興了，急忙坐飛機趕回了武漢。武漢的朋友，古道熱腸，找了朋友的私家小車，一路疾行300裏，趕回江漢平原邊緣的那個小村莊。進村的一段土路，鋪著凸凹不平的碎青石，小汽車在上麵艱難地挪動著，一步步地向生我養我，卻終為我所棄的村莊駛去。我生怕尖利的青石會咬破車胎。
中國的農民，一生隻為三件大事勞碌：蓋房、娶親、送葬。以這三件大事來衡量，我大概要算是不孝之人：從1988年到1999年，我家的四個長輩─我的祖母（我父親的繼母）、祖父，由我家贍養的叔曾祖父母，先後離開了人世。我起初在四川工作，後來遠走美國，關山阻隔，我一個人都未能親扶棺木，在他們的靈前沉沉地叩幾個響頭。
最令我哀痛的是我的祖母，這個堪稱世界上最愛我的、卻與我並無血緣關係的人，在田埂上割草時突發腦溢血去世，其時，距離我的兒子出生，隻差20多天，而未能聽到自己的長重孫在成都出世的好消息。不久前的一天深夜，我做了一個噩夢，夢見她老人家失蹤了，心急火燎的我在夢中到處尋找，終於，在一條背風向陽的田埂下（很可能就是她割草時突然倒地、昏迷不醒的那條田埂），見到奶奶頭發蓬亂、麵色蠟黃地坐著。我抱住奶奶，奶奶說：“我好餓，幾天都沒有吃東西了。”我急忙拉起奶奶，這時，在夢中蒙太奇般出現的卻是舊金山的華埠，平時熙熙攘攘的街上，此刻宛如一座鬼城，所有的餐館都關門閉戶。我在夢中拍打餐館的大門，我的錢包裏有足夠祖母美美地吃一頓的、綠花花的美元，我卻無法敲開任何一家餐館的大門。我敲門的巨大聲響，將我自己驚醒了。
用嘴咬緊被子的一角，淩晨兩點鍾的此刻，我放聲大哭起來。那一聲長嘯，淒厲得如同半夜的狼嚎。一個40歲的男人，一路上奮鬥、奮鬥、再奮鬥，從不屈服，絕不自足，最原始、最深層的動力不過是為了自己的長輩，尤其是這個在“土改”時期改嫁給我的“地主”爺爺的奶奶，在晚年能享幾天清福。這種“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悲哀，偏偏發生在作為長孫的我的身上。一生中從來沒有去過任何城市，更不用說進過任何餐館的奶奶，在我家的灶膛前忙活、勞累了一生，而我被貧困、疾病與歧視所壓迫著的童年，因為有了奶奶，才有了光，有了慈，有了愛。我不敢自詡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具有自由心靈的人，但是，我至少可以自信我是一個善良的人。在我的血管裏，並沒有奶奶的血漩流，但我的靈魂裏卻有著奶奶靈魂的照耀。我哀慟難抑地號哭，如此放肆、如此悲淒，驚醒了身旁的妻子，也驚嚇了隔壁熟睡的兒子。妻子搖動著我的肩膀，急促地喊：“你醒醒！你醒醒！又做噩夢了吧？”兒子“咚”一聲從床上跳下來，跑進臥室裏，抱住我說：“爸爸，你怎麼啦？你怎麼啦？”我無法說話，隻是用被子將頭蓋住，任眼淚奔湧而下。妻子打開燈，和兒子一起抱住我，說：“醒了就好了！”
我含含糊糊地對自己的親人說：“我是醒的。我是醒了才哭的！”這時，淤積在心裏10多年的悔恨和內疚，終於減輕了許多。我知道，長輩們沒有過上我提供給他們的好日子，一個接一個辭世，多少使得我在塵世間的苦鬥和闖蕩，變得黯然失色。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我在贍養與安葬老人這一大事上，完全失敗了，而且失敗得無以彌補。妻子對我體貼備至，趕緊給我拿來熱毛巾，幫我擦幹眼淚。我拿起電話，打給遠在老家湖北荊門市的妹妹，告訴她，我夢見奶奶幾天沒有吃飯，請她和父母一起，買點香燭紙錢，燒給奶奶。在一個不信神的國家長大，從小受到的是唯物主義的教育，除了“鬥爭”二字外，從未受到過任何其他的思想灌輸，我很難說自己是一個有封建迷信觀念的人。但是，中國民間代代相傳的習俗和鄉風和民間信仰，有時候竟然比報紙和廣播有著更強的滲透力和生命力，它就這樣深地紮根在我這顆漸漸西化的腦袋裏，成為靈魂深處解不開的一個情結、一個謎。
在得知我即將趕回老家安葬我們家族的最後一位祖輩時，遠在新疆旅遊的大妹在電話那端說：“老爺子好福氣，你從美國回來，正好趕上為他送葬。我們家的爺爺奶奶，這沒有這份福氣了。”大妹顯然將我當成了什麼大人物。其實，我非但不是大人物，而且，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都是十足的小人物，但在這個落後、閉塞、貧窮的鄉村，我也算是給祖宗爭光的程家後代了。如今，又一個與我們有著血緣關係的祖輩，即將入土為安，我們與家族曆史的最後一線牽連，馬上就要被無常之手掐斷了。
2
汽車終於開進了村子中心。十字街頭是早已荒廢的我家老屋，如今又被村民略為收拾了一番：堂屋裏擺起了門板，當作料理喪事時宴客的廚房案板；門前支起了一個用碩大的柴油桶製成的灶，木柴也已堆好。停好車，我就急忙向村子西邊叔祖家走去，將14歲的兒子留在十字街頭的老屋裏，請鄉親們替我照看，避免讓他到垂危老人的病榻前去。看見一個奄奄一息的老人，我擔心對孩子的心智健康產生負麵影響。這個在美國成長、受教育的“洋”孩子，對於中國，尤其是中國鄉村的事情，是完全不懂的。
見到了叔祖。隻見他躺在臥室裏，眼睛緊閉著，胸部隨著艱難的呼吸，一起一伏。按照鄉間的習俗，他床上的蚊帳已經拆掉。這就表明，活著的人已經開始為垂死者準備後事。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牽掛，“往生者”可以早點往黃泉之路而去了。叔祖母見到我，眼眶馬上紅了，帶著哭聲說：“孩子，你總算趕回來了。你爺爺就是在等你呢，悠著一口氣，拖了這麼多天，你到底趕回來了！”說完，她對著我叔祖的耳朵說：“寶林回來看你了，你睜開眼睛看看！”叔祖似乎想睜開眼睛，但沒有成功。他於是點了點頭，表示他心裏明白。我對他說：“您有什麼話要交代給我，我都會照辦。”老人嘴巴動了幾下，發出一串含糊的聲音，根本聽不清楚。我說：“您過去後，奶奶的生活，我們仍然會加以照料，絕不會撒手不管的。您聽清了，就點點頭。”老人順從地點了點頭。
想不到的是，我的兒子竟然找到村子西頭的這棟老舊的土屋裏，踏進了老人臨終的臥室。他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伸出手來，摸著老人的額頭，說：“老爺爺，你怎麼啦？你怎麼啦？”叔祖母喊著我叔祖的名字說：“義道，貝諾也回來看你了！”
更想不到的是，眼睛緊緊閉著的叔祖，這時，竟然拚命睜開了眼睛，飛快地掃了我兒子一眼，又緊緊地閉上了。我知道，這是來自血緣、來自骨肉之親、來自人性深處的最後一搏。原本沒有哭意的我，鼻子一酸，險些掉下淚來。兒子在一旁，搖著我說：“爸爸，老爺爺還有救，你為什麼不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你不能什麼都不做，坐在那裏等最壞的事情。”小小孩子，他也懂得避諱“死”這個詞，他是用英語“the worst”來表達“死亡”的。
我坐在那裏，無言以對。我知道，我的叔祖，尚不到70歲，隻不過是摔跤後大腿骨折，無論如何都不該是致命的。叔祖母在一旁埋怨我的已經晝夜守護了幾天、疲憊不堪的父親：“你們也不早點把消息告訴寶林，他可以幫忙想辦法呀！”父親垂下頭，說：“我們又不知道怎樣打電話到美國。再說，他在那裏，目前失業，連工作都沒有，能想什麼辦法？”
城裏的一群文學朋友，已經在郊區的一處“農家樂”餐館，訂好了為我萬裏歸國接風洗塵的鄉宴。他們一遍遍地打電話到送我回來的朋友的手機上，催促我們馬上動身，務必在傍晚趕到100多裏外的城郊。長途跋涉、身心俱疲的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叔祖，對他說，第二天再趕回村裏看望他。
誰想到，剛走到十字街頭停車的地方，一眼就在村民中間，見到了去年被卡車軋死的童年夥伴金興成的母親。她向我招手，感謝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的兒子（見散文《端午一哭》，載2002年7月17日、18日《世界日報》副刊）。我急忙走過去，拉著她的手。金興成的母親說：“孩子，謝謝你有這份心意。”這時，我的眼淚再也無法止住，當著幾十位鄉親的麵，在臉頰上奔湧而下。一位在鄉村行醫的老醫生在一旁勸我說：“寶林，不哭了，你爺爺快死了，你都沒有哭，卻哭自己的同學，也算對得起去世的興成了。”我含著眼淚，囁嚅著說：“我爺爺是往那條路上走的老年人，而興成卻是年輕人，死得太慘了。”我摸出200元人民幣，塞給金興成的母親，請她給興成留下的孩子買一兩件衣服，也算是我的一點心意。她推讓了半天，總算收下了。
3
從無奈的哀傷中，我帶著兒子抽身，坐上朋友的汽車，向荊門城郊進發，去接受家鄉文友的盛情款待。聽說我懷念鄉間的飲食，朋友便早早地在一處臨著水塘的院落裏，訂好了一桌地道的農家菜，如黃燜鯽魚、粉條燒土雞等。朋友的情意和菜的味道，自然是好上加好，我的興致卻提不起來，因為，老家的村子裏，畢竟有一個長輩隻有一口氣吊著，我答應第二天回去看他，肯定無法兌現。再說，我的旅途也確實太過勞頓，早晨我還在北京，這會兒已經坐在家鄉的一座被稱為“農家樂”的餐館裏了。我知道，這是供城裏人到鄉下換口味、體驗鄉村生活的地方，應該叫“樂農家”才好。可是，身為農家子，目睹幾十年來農民當牛作馬的命運、被千方百計壓榨和歧視的事實，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樂不樂的。
晚上，回到賓館，晚飯時不吃不喝的兒子，突然放聲痛哭起來，淚水在他小小的臉頰上滾滾流下。我一時錯愕不已，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大哭。
孩子說：“隻不過是骨折，怎麼會這樣？！你為什麼不送老爺爺去醫院？你為什麼不叫救護車？兩年前我們見到他，他都好好的，現在卻快死了。”無論我怎樣勸他，他都不依不饒，一定要我答應第二天早晨叫一輛救護車到村裏，將老爺爺送到醫院搶救。
拗不過孩子，也拗不過良心，我第二天一早，打電話到村裏。村裏人說：“城裏的醫生早就下了結論，無法治了。你花再多的錢，也是浪費。”
聽我在村裏務農兼行醫的堂妹夫金醫生說，幾個月前，叔祖摔了一跤，臥床不起。於是，一封又一封信，寫到縣裏、鎮裏的民政幹部，指責他們不來送他去醫院看病。作為無兒無女的“五保”老人，他原本是不敢有這樣大的脾氣的。他所憑仗的，原來是自己的一丁點“革命”經曆。沾“三中全會”的光，這個當了一輩子“地主”的人，在生命臨近尾聲的這十數年，倒多多少少受到了國家的一點照顧。在村裏，老老少少百來口人，都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秋收後賣了糧食，才會有點現款，有誰像他這樣每個月有20多元錢的“民政補貼”呢？錢雖然不多，叔祖卻極看重，覺得這是臉麵，是榮耀，更是尊嚴，自己也大小算是這個國家的“功臣”。有了這種可笑的心理，他對鄉裏、鎮上的幹部，便多少有點不肯買賬。這不，自己摔傷了，不想辦法早日延醫治理，卻等著幹部來送自己上醫院。三五天過去了，十多天過去了，一兩個月也過去了，鎮上的幾個幹部實在拗不過他的罵人信，替他治病的錢又沒有申請到，隻好湊了一兩百元錢，來村裏看望了他一次，至於送醫治療，還得他自己想辦法。
拖了這麼久，實在扛不過痛，他去看病了，卻沒有去縣上的人民醫院，而是找了一個非法行醫生的江湖醫生，圖的自然是省錢。那個人胡亂給他推拿一番，非但大腿粉碎性骨折的部分徹底錯位，而且將他的手也弄骨折了。後來，村民用板車將他拖到縣城的正經醫院，醫生一看，就說沒救了。
貧窮和愚昧之間的關係，何為先，何為後，何為因，何為果，這正如“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一樣，一言難盡。我隻知道，它們之間的那種糾纏、那種難解難分，真正是“剪不斷，理還亂”，貫穿了我40年來對中國鄉村的全部關注，對中國農民真實命運的深刻同情。
應該說，較之中原某地賣血而成為艾滋村的鄉村，位於江漢平原邊緣、有“魚米之鄉”之稱的我的家鄉，應該算是天堂了。我的叔祖不惜一死，也不肯花掉老伴壓在箱子底層、用手帕包了一層又一層的1000元人民幣。麵對垂死的親人，我無話可說。我甚至連悲哀也無法感受到了。我掏出錢包來，給了垂淚的叔祖母500元人民幣，算是略表自己的孝心。這個曾經走遍了半個中國、親自投身於抗擊日寇的戰場，而且在兩支互相敵對的軍隊裏服過役的職業軍人，並因此成為統戰對象、每月領取20元民政補貼的農民，這個在1978年以前連屁都不敢響響地放一個的前“地主”，就這樣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遲至1985年，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夏天，我才得知，他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軍區某部的一個文化與軍事教員。他拿出一張泛黃的立功證書，上麵赫然蓋著這支軍隊的朱紅大印，簽著師長、政委的大名，寫著“榮立三等功一次”字樣。他輕描淡寫地說，有一天，他正在給新戰士講解炸藥包的爆破要領，一位魯莽的新兵好奇地拉燃了作為教材的一個真正的炸藥包。在戰場上摸爬滾打的這位被俘的原“國軍”上尉軍官，急中生智，抱起炸藥包，衝到操場邊的懸崖，將炸藥包扔了下去。這成了他日後寧肯躺在床上等死，也要等到鄉鎮幹部來送他上醫院的資本。在他看來，幹部送他上醫院，這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榮耀。在當了幾十年“地主”之後，這份榮耀足以抵消他忍受的種種羞辱。
我的手裏保存著一份長達17頁、他親筆用歪歪扭扭的筆跡寫在信箋紙上的我們程家的家族簡況。這份日期為1997年5月30日的材料，應該算是一份珍貴的中國民間資料。它的價值在於，它沒有任何的功利目的，隻不過是一個無兒無女的長輩，試圖延續後代對於家族本已渺茫的記憶而已，而這些後代，是否對這些沉穀子爛芝麻的事情有興趣，卻又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他選擇將這份材料交給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是這個家族孫子輩中的長孫，而且又是一個舞文弄墨之人。
我將這份材料中涉及他的部分，原原本本地抄錄在下麵，連錯別字也一仍其舊（括號內為本文作者所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