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1927年3月24日，五歲那年，幾乎被紅軍殺掉。六歲入學，麵壁九年，1938年，日寇抵達河東（指漢江）羅漢寺，1940年渡過鄉（應為襄河，漢江的別名）河，直抵荊門，我地成為淪陷區，亡國奴的遭遇，被奸擄燒殺，不選地點。不幹（甘）心當亡國奴的我，1942年逃出淪陷區，負履（應為‘笈’）四川，住進國立戰區進修學校，本來造就條件很好，奈日寇加劇侵華，出動大量飛機，轟炸剩餘土地。眼見整個中華，就要滅亡，我不能再做亡國奴，1943年投筆從戎，1944年正式入青年軍202師，臨陣殺寇。原在學校加入‘三青團’，在青年軍轉為國民黨員，曆任國軍少中上尉。1949年廈門島解放，又在解放軍31軍92師234團一營三連幹過文娛工作。1951年朝鮮戰爭打響了，又因我是名副其實的國民黨員，被部隊作了提前複轉，回到家鄉，土改時，施政者不管青紅皂白，將我劃為階級敵人，一直拖（唾）棄幾十年，叫我如何想得。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雖然為我解決了問題，但我赤手空拳，囊如懸鏡，其淒涼的晚景，不知如何結局。”
我自認為是個讀書頗多的人，但從來不知道，漢語中還有“囊如懸鏡”這個成語。我的叔祖留給了我這份材料、這個成語，大約算是一份遺產吧。至於結局，現在他和我已經了然於心。死神的無形之手，已經扼住了他的咽喉，他即使有千言萬語，也無法講給我這個並非他嫡親的長孫聽了。
4
我們家的土屋，與叔祖家的土屋，中間隻隔著一戶同樣姓程的人家。男主人叫程家彥，輩分在我的曾祖輩上，與我家卻並無任何親緣關係。在上麵提到的這份材料中，我讀到了他的一個故事。有一年，在偽軍中當軍官的他，帶著一支手槍回到村裏，有點耀武揚威、光宗耀祖的味道。不知怎的，得罪了當地的土匪，綁了他的票，繳了他的槍。我的曾祖父程家安老先生，受人之托，去找土匪頭子說情，總算人槍雙歸了。我小時候，記得最清楚的是，這位程姓長輩有一台鄉村裏罕見的收音機，他走到哪裏，帶到哪裏，命根子一樣。在夏夜的禾場上，我特別願意坐在他的附近乘涼，為的就是旁聽他的收音機。任何節目，對我饑渴的心靈來說，都是盛宴。我至今還記得收音機播報長江水位的那種類似於密語的播音：九江，漲，漲，三點一五米；蕪湖，漲，漲，三點二三米……那些沿著一條大河散布著的水漲水跌的碼頭，激發了我對於遠方的多少向往！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從同學手裏借到了一本《說唐》，躲在田埂後麵偷偷看，被扛著鍬巡查稻田的他發現了。這個原“汪偽”政權的軍官，坐在田埂上，和我這個小學生談論起這本書來。我驚訝地發現，他對這本書是如此熟悉，書中所寫的那些隋朝好漢李元霸、單雄信、秦叔寶，還有我們程家的祖宗程咬金，他都了如指掌。20世紀90年代初，有一年我從四川回老家探親，見到他的屋子上了鎖，這才得知他已經喝農藥自殺了，原因很簡單：在公路養護段上班的兒子打撲克輸了100多元錢，他勸不住兒子，一氣之下，一死了之。這次回去，他的老屋已經成為一片廢墟了。
行文至此，似乎扯得遠了點，但總歸離不了一個主題：鄉村裏的死亡。最近，在美國僑報上讀到一則關於中國自殺情況的報道，上麵說，中國80%的自殺發生在農村，而農民的自殺方式80%是喝農藥。這完全印證了我的親身感受。在我的記憶裏，本村與鄰村喝農藥自殺的不下10多人，而我的一位同學在鎮上的衛生院當醫生，最擅長的就是搶救農藥中毒。他說，每到夏天，是農民喝農藥自殺的旺季，一兩天就會遇到一位。村民們甚至已經積累了經驗：他們在用板車、拖拉機將口吐白沫的喝藥者（大多是婦女）拉到衛生院時，常常會記得將自殺者用過的農藥瓶也帶在身邊，讓醫生一看就知道，喝的是“敵敵畏”還是“樂果”，或是其他什麼農藥。於是，三下五除二，利利索索地推進簡陋的手術室，灌腸、洗胃，是否能夠起死回生，就看尋短見者的命大命小了。
我小時候，我們家和叔祖家，關係並不好，兩家人互不來往，連話都不說。我的母親與叔祖的妻子，更是宛如仇人。結怨的原因，有曆史的因素，也有現實的衝突。我記得，導火索大致是這樣的：當時的湖北農村，農民必須賣一頭豬給供銷社，才有過年時殺一頭豬的權利。叔祖家老兩口，無力養兩頭豬來殺一賣一。而我們家，祖孫四輩，十幾口人，開銷大，需要賣豬來給孩子們湊書本費、學雜費等。兩家人商量，我們賣兩頭豬，其中一頭算是他們家的“任務豬”指標，他們家養的一口豬過年時則宰殺掉，兩家人分肉，我們家分的肉以市價算錢給他們。誰知春節前夕殺豬時，兩家卻起了糾紛。我們家認為，我們有十幾口人，老人有四口，孩子有五六個，都特別需要營養，應該略為多分一點肉；他們家隻有兩個人，四雙筷子，少分一點肉，應該是公平的。誰知，叔祖的妻子堅決不依，非但堅持要平分，而且還要膘肥肉多的半邊豬肉。我的爺爺與叔祖，本是兄弟手足，為了半邊豬肉，變得互不理睬了。
母親不能原諒叔祖母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母親從她門前過，沒有稱呼她“嬸母”，她就罵我母親，甚至扯過一根長竹竿，追打我母親。母親後來說：“她太不配當長輩了！我也是有兒有女的人，她拿竹竿追打我，我還像個當娘的人嗎？”
1980年我上大學後，眼界開闊了。我覺得，過去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所造成的恩怨，應該終結。叔祖畢竟是我們程家的長輩，他無人贍養，本已可憐；我們這些晚輩，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予一點照料，應該算是無愧祖先、有益子孫的事情。母親很不情願，說：“你還記得嗎？你考上大學，村子裏一片轟動。”她卻坐在門口，冷言冷語地說：“考上大學有什麼了不起？人家當飛行員才了不起！”叔祖母指的是她娘家村子裏有人被招成了飛行員。我從北京第一次放寒假回村，買了幾包北京的土產，如蜜棗之類，到村子西邊看望兩位與我們家十多年互不來往的長輩，第一次喊了一聲“爺爺、奶奶”。他們忙不迭地答應，拿出臘雞要蒸給我吃。兩家人又開始走動了。
母親的心結仍然沒有解開。她說：“生產隊那會兒，時興評工分，我親耳聽到他跟隊長說，應風（我父親的名字）慢手慢腳，出勤一天，值不了10分工，記8分工就差不多了。”母親恨恨不平：“哪有胳膊朝外拐的？他考慮過他有6個孫輩，要上學、要吃飯嗎？他給你們買過一支鉛筆、一個本子沒有？現在我們家好起來了，他倒和我們攀起親來。”母親的話確實不假，但我勸慰母親說：“如果這樣計較，這個疙瘩就永遠解不開了。”
幾年前，我聽說叔祖生病了，可能是胃癌。我便托回國的朋友，寄了1000元人民幣給他治病。過了幾天，我打電話給母親，母親劈頭蓋臉就數落了我一番：“孩子，你也太大手大腳了，給兩三百塊錢就差不多了，你一給就是1000塊！你知不知道，農民辛苦一年下來，能不能賺1000塊，都成問題！”我對母親解釋說，在農村，1000元人民幣固然不少，但在美國確實算不了什麼。母親對此一直不能釋懷。我深愛我的母親，我也深知，她被極端的貧困所長年壓迫的心靈，在麵對錢的時候，或多或少表現出了一種失常的節儉和吝嗇。我對她講，要她搬進城裏居住後，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要怕費錢。她有六個子女，個個成家立業，幾乎都有體麵的工作，長子又在美國，大小也是一個“老板”，無論如何她要大方一點。我們的話，卻很難在她身上奏效。記得我小時候，家裏有時候連五分錢的“合作醫療”掛號費都沒有。這樣的赤貧，是幾代中國人的羞恥和悲哀、無奈與無望。
現在，又一個農民，將要從耕種了一輩子的土地上消失了。作為土地的仆人、國家的佃戶，他們比城裏人，至少擁有一項特權：死後不必花數千元錢，在公墓裏買一個棲身的小穴或小龕。他們在田邊地角的墳地裏，天經地義地占有一小塊土地。幾年前，叔祖和我談起他的後事，囑咐我，一是要為我們程家的曾祖父立一塊墓碑；二是為他也立一塊，上麵的碑文是“抗日軍人程義道之墓”。我問他買什麼骨灰盒為好，他笑了笑說：“那隻是個瞌睡匣子，越便宜越好。”
“瞌睡匣子”這樣視死如歸的比喻，就這樣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裏。
5
我離開老家4天之後，叔祖一命歸西。
這幾天，在城裏，在文朋詩友的款待之中，我一直在等著這一天。我在家鄉隻能停留十多天，如果老人家這口氣在此期間仍沒有咽下，我就要帶著兒子從湖北飛到四川去了。我既無力將他從死亡線上拉回，又不能親自安葬他這個將家史交給我的長輩，我的內心一定是十分遺憾的，盡管我承認母親的話：在我們家最困難的那些年頭，他一分錢也沒有資助過我們，我們這些孫輩，也從來沒有吃過他家的一口飯、喝過一口水。而叔祖母連續若幹年，義務擔任村支書家的保姆，將書記的兩個孫女帶大，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
死訊傳到城裏，坦率地說，我們都鬆了一口氣。特別是我的父親，在那樣炎熱的盛夏，在蚊子叮咬的土屋裏，通宵守候，一會兒幫忙翻身，一會兒擦屎接尿，親生兒子都難以承受，何況我父親隻是他的侄子，熬了十多天，連從萬裏之外回來探親的長子和長孫都丟在一邊，無暇顧及，應該算是問心無愧了。
我的父母，加上我們兄弟三人，租了一輛小汽車，趕回村裏，料理叔祖的喪事。我將兒子交付給大弟媳照料，騙他說，我們走親戚去了。我的兒子隻對打遊戲有興趣，沒有多問。
汽車走到離村5裏遠的鄉場上，我們買了幾個花圈。我提出要買鞭炮，母親說：“鞭炮到村裏去買。我們家對麵的程姑，就開著雜貨店，有生意應該照顧她。”母親的話很有道理，我們於是繼續前行。
到了村子中心，隻見我家門前已經散坐了一些村民，都是來幫忙料理喪事的。按照當地的鄉俗，凡是幫忙料理喪事的，或是曾經前來致祭的，都會吃一頓飯。鄉村裏，祭品其實很簡單，不過是一掛鞭炮、一兩紮紙錢而已，不像城裏，一般是送挽幛或是奠儀。城裏人與鄉下人經濟地位的巨大懸殊，在祭奠死者這一方麵，也顯示得如此清晰。
我走進叔祖的土屋。幾天前試圖對我說什麼話的他，此刻被一塊白布從頭到腳蓋著。變成靈堂的堂屋裏，燃著香燭。主持喪事的原生產隊長、我稱為“範叔叔”的村民（我曾經在他治下掙過好幾年的工分），將我父親喚過去，將一塊長白布，紮在了他的衣領上。這就是所謂孝子的裝束了。待會兒，祭奠和出殯時，父親要對所有的來賓，一一下跪致謝。對中國人來說，“跪”是禮節中的極端，而“跪”又是有講究的，不然，就不會有“男兒膝下有黃金”這樣的話了。不過，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在死者遺體前磕頭，要雙膝跪地，而父親叩謝吊客卻隻需要單膝著地就可以了。
我們這些孫輩，每個人發了一條窄窄的白布，紮在左臂上。這稱為“孝巾”。凡是前來致祭的村民，都會得到一條，據說，戴上它，會得到死者在陰間的保佑。
自從我的父母兩三年前搬進城裏以後就一直空著的祖屋，此刻又熱鬧起來。門前用柴油桶做成的灶裏，木材熊熊燃燒，蒸籠裏漫出粉蒸肉與粉蒸魚的香氣。這都是我在美國日思夜想的家鄉美食，我原本指望這次暑假回家，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以慰異國他鄉的故土之思。幾天來，在城裏朋友們安排的接風洗塵的宴席上一直沒有吃上，想不到在自己叔祖的葬禮上，第一次有機會品嚐。
這時，宴客的時間到了。鄉民們紛紛入席，喝酒、吃肉，我的母親突然放下筷子，站起來，對大家說：“我看，凡是得到他老人家好處的人，都有義務出安葬費，不能讓我家寶林一個人出錢。他又沒有得到過什麼好處。他從小學讀到大學，這個爺爺給他買過一根鉛筆沒有？”
我的心裏實在難受極了。我也站起來，對母親說：“媽，你不要再說了。人都死了，還提那些過去的事情幹什麼！我願意出錢，求自己心安而已。”母親說：“我並不是真的要那些人出錢，我隻是要告訴那些得了好處的人：我們不傻。”
原來，我們剛進村時，主持喪事的原生產隊長，將我和另一個本家兄弟─在附近一所中學任教的一位老師─叫到一邊，和我們商量喪事。他開門見山用鄉下土話說：“按照我們這裏安葬五保戶的規矩，村裏隻出1000元喪葬費。我算了一下，這1000元錢，無論如何是無法將老頭子拖下坑的。大約短缺500元左右，你們兄弟倆商量一下，把這筆錢攤下來。你們這裏答應了，我才好請人去墳地裏動土。”母親在旁邊悄悄地聽到了這番對話，心裏不免有幾分不滿。
這個本家兄弟，便屬於我母親所暗指的得到過我叔祖好處的人。確實，他小時候，幾乎是寄養在叔祖家的。我說：“老弟，你在鄉鎮上教書，也不富裕。我在美國，錢畢竟掙得多一點，全部由我出算了。”他堅持和我分攤。我們達成了協議：我出300元，不足的部分由他出。我當即掏出錢包，拿出錢來遞給這位前隊長。範叔叔忙不迭地說：“讓你吃虧了，讓你吃虧了！”他哪裏知道，這點錢在美國隻抵得上一天的房租。
範叔叔說：“請不請嗩呐呢？請了，叔祖母臉上好看些；不請，可以替你們省下200塊錢來。”我說：“那就請吧，我來出錢。遭了一輩子罪，臨走熱鬧一下也好。”範叔叔卻麵露難色地說：“我看還是算了。你看，快到中午了。天氣熱，老人已經停放一夜了，還是早點入土為安。”這時，雇來的殯葬車也從村外開進，停在了叔祖的門前，村子的入口燃起一串長長的鞭炮，中間夾雜著幾聲親戚的哭泣。這哭泣，多半來自我的幾個堂姑。
果然，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見了桃姑。她是我父母的堂妹，與我血緣關係雖然已經較遠，但在情感上卻很親我們這些子侄。記得我讀大學那幾年，每逢放假，她都要走好幾裏路，到我家來，請我這個遠近聞名的大學生侄兒到她家做客，吩咐她的丈夫，或是孩子，騎自行車到20裏外的後港鎮上買魚。有一次，我實在不願意去，嫌天氣太熱，她的眼圈馬上變紅了。她帶著哭音說：“你到我家吃頓飯，村裏的人都會高看我幾眼。”我哪裏知道，她嫁到那個村後，先是喪夫，後是招贅，而上門女婿人太老實，在村裏受氣，在家裏與前夫留下的孩子也相處不好。她指望我這個有“出息”的侄子能光臨她家，給她帶來點光彩和臉麵，可我卻不情願在大熱天走幾裏土路，僅僅為了吃她一頓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