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姑看到我，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原來胖胖的、壯壯的桃姑，如今已經枯瘦得如同一段木頭了。臨回國前，我才從妹妹那裏得知，桃姑兩年前就患上了婦科病，下身常常出血，沒有錢，更舍不得錢，一直沒有去檢查，以為熬一熬、挺一挺，就可以挺過去。她對家裏人說：“超過1000塊錢，就不必治療了，免得給剛結婚的孩子背一身債。”不久前，實在痛得熬不住，她到了荊門城裏，請我妹妹帶她到醫院檢查，結果顯示，已是宮頸癌晚期。在城裏，如果確診得早，花一兩萬元、至多兩三萬元人民幣就可以施行切除手術，成功率很高。但在鄉下，至少是在我們那個“魚米之鄉”的鄉下，這個金額的手術費，對農民們來說是天文數字，想都不敢想。
我身上帶的錢已經不多，我拿了300元錢，悄悄塞到桃姑的手裏。妹妹曾在國際電話中告訴我，她帶桃姑去醫院診斷後，心情沉重，留她在家住了三天，送她回鄉下時，給了200元錢，誰知桃姑在路上卻弄丟了一張100元的票子，害得桃姑哭了一場。我無話可說，隻好吩咐她說：“姑姑，你把這點錢裝好，想吃什麼，就給自己買一點。都到這個份上了，不要舍不得。”
桃姑放聲大哭起來，拉著我的手說：“寶兒，你下次回來，就看不見姑姑了！”
姑姑！
6
叔祖幹癟、瘦小的遺體，被從靈堂裏抬出來，塞進了殯葬車內的鐵匣中。又一陣鞭炮之後，黑糊糊的、醜陋不堪的殯葬車，朝鎮上的火葬場駛去。和我一起分攤喪葬費的那位本家兄弟，坐著一輛租來的、肮髒不堪的“桑塔納”，和我父親一起，親自送老人入焚化爐。我則留在村裏，和前來幫忙的村民話話家常，並且，到不幸死於非命的童年夥伴金興成的墳上，放一掛鞭炮致祭。
陪我前去的，是我前麵提到過的堂妹夫“金醫生”。在路上，我問起村裏30多戶人家的經濟狀況，他將哪家窮，哪家富，一一報給我聽。據他說，我家斜對麵的程順道家，應是村裏的首富，肯定不少於5萬元存款；其他幾戶，存款也有萬元左右。我聽了，歎了一口氣。記得1994年3月，我采訪路過老家時，回了一趟村裏，這位堂妹夫拿出一個賬本來，上麵詳細地記載了他1993年的收支情況：7畝水稻田，畝產均達到1200斤左右，除掉提留、攤派、稅款，減去化肥、水費、農藥等投資，總共賺了200元人民幣！一年裏，風裏來雨裏去，這就是收獲。而兩個孩子讀小學、初中，一學期光學費就得幾百元。幸虧他還有一門“手藝”，可以給鄉親們看個頭痛腦熱，有點額外收入，否則，實在不知怎麼辦才好。那次，我提出將他的那份賬本帶回四川，寫文章時作第一手資料。堂妹夫猶豫了片刻，同意我的請求，但提出了一項附帶條件：不能使用他的真實姓名。
我問他：“你怕什麼？你怕剝奪你種地的權利嗎？”
在給夥伴上墳的路上，我也問起了他在荊門城裏“行醫”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他到荊門，在一條偏僻的街上租了一個門麵，開門應診，當起了沒有行醫執照的“地下醫生”。他將藥櫃藏在臥室裏，不敢掛牌，隻靠熟人介紹病人，開藥不給處方，以免被抓住把柄；凡是需要打針的病，哪怕是最尋常的青黴素、鏈黴素，他一概不看，以免出醫療事故。這樣行醫，病人自然少而又少，所得連房租都難以為繼。我曾打電話給父母，請他們捎話給他，勸他不要這樣鋌而走險。在美國，非法行醫，人命關天，可不是一項輕罪，那可是要坐大獄的！金醫生終於回到村裏，老老實實地過自己半是農民半是醫生的日子。
金興成的墳，因為村裏的墳場已“人滿為患”，被安置在了村西的一處坡地上。在那裏，還埋著金醫生弟弟的兒子。那個10歲左右的孩子，幾年前我就聽說患了白血病，現在，已經變成一堆土了。我給金興成放了一掛鞭，燒了一遝紙錢，並且，按照金醫生的吩咐，半躬著腰，給這為童年夥伴作了三個揖。金醫生說，按照農村的風俗，祭奠同輩的人，是不可以行跪禮的，死者消受不起，對生者也不吉利。我離家已20多年，民俗的東西已經淡忘了許多，我記得的隻是那句古詩：“死者長己矣，生者常戚戚。”
我倆回到村裏時，那輛殯葬車已經從火葬場返回。此刻，是送逝者歸土的時刻了。
叔祖不多的幾個親戚都來了，加上村裏姓程，或是跟程姓沾親帶故的村民，都不約而同地到了村子東邊鬆樹林邊緣的公共墳地。從外村請來的道士先生，帶著羅盤，測量了風水，用石灰畫好了墓穴的四周。前麵提到的我村首富程順道的二兒子，人稱為“大金平”的一位30多歲的村民，用鍬熟練地鏟開草皮，挖了一個長方形的、深若尺許的坑。叔祖的骨灰盒將安葬在這個坑裏。我的鄰居，我喊“應平叔”的一位長輩，則拿起瓦刀，用碎磚蓋起了一個拱形的小屋，剛好可以容納下一個瓷壇。
道士先生口裏念念有詞，朝墓穴的前後左右各撒了一把大米，然後，吩咐村民們，到墓穴的下方取土。這樣，這塊墓地就是吉墓，有益子孫，也對得起他的100元勘踏費。
可是，“下方”是一塊旱地，種著一點稀稀拉拉的芝麻。更麻煩的是，這塊旱地屬於另一個村的一戶村民。在未得到許可之前，擅自在別人的莊稼地裏取土培墳，不僅犯了鄉村的大忌，而且還可能導致一場械鬥。
村民們都推舉我，說就數我麵子大，要我和在當地報社當記者的弟弟，到鄰村找那戶人家求情、協商。義不容辭，責無旁貸，我和弟弟踏著田埂，向鄰村走去。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走了那麼遠，自以為和故鄉、和留在故鄉的親人、鄉親，已經隔了兩萬裏，卻原來離得這樣近。幾天前，我還踏在舊金山綠草如茵的草地上，而此刻，我的腳又重新踏在了我發誓要永遠背叛的田埂上，腳下同樣是綠色的草，隻不過，這裏的草竟然有如此深的澀味。
那戶人家倒很通情達理，爽快同意我們在他家的旱地裏取土培墳。弟弟拿出10元錢，硬塞給那位村民，說是“青苗損失費”。幾番推辭，那人終於收下了。
等我們兄弟倆回到墳地時，安葬進入最後的程序。那個我稱為“應平叔”的人，將骨灰壇放入砌好的“小屋”裏，然後，將叔祖生前喜愛的一台收音機，音量開得大大的，放入“屋”內。這時，道士先生喊一聲：“來生多子多孫，洪福齊天！”在他的聽不清唱詞的古怪的吟唱聲中，村民們一聲吆喝，將第一擔土倒在了墳頭。裝土的農具不夠，我和弟弟就用一個裝化肥的尼龍袋子，將黑黑的、肥肥的故鄉土，蓋在叔祖的身上。這個原“國軍”上尉軍官，這個原解放軍“解放戰士”（當時對被俘經“教育”成為解放軍的原國民黨軍人的稱呼），這個荊門市沙洋縣高陽鎮歇張村三組的資深農民，就這樣，因為腿部的一次骨折，走完了自己69年的人生。
最後一項儀式是將他的一件破棉襖燒掉，讓他在陰間有禦寒之物，並且，將他的一雙鞋子朝田野裏相反的方向扔去。我至今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寓意。
隨著新土越堆越高，收音機的播音越來越微弱，終於徹底喑啞了。有位親戚在抱怨，說應該換一副新電池，這樣可以聽得久一點。另一位村民表示反對，說隻要沒有空氣，收音機就會啞掉。兩人的爭執在此刻涉及了彼此都毫無所知的無線電學。
我默默地培著土，抬頭就看見了範元國。按輩分，我喊他“元國爹”。
7
元國爹，這是我一生中都不會忘記的人物。
我大約七八歲的時候，他是村裏的鐵匠，鋪子就設在我家隔壁。如果說我的童年和工業有什麼關係的話，這個鐵匠鋪大概是首選。我的童年，就是在他的鐵錘叮叮當當的鍛打聲中度過的。而我童年時代的第一件恐怖的禍事，也正是由他而起。
那是1970年左右的事情，我已有了清晰的記憶，而我的弟妹們卻未必知情。20世紀50年代末，我父親農業中學畢業後，當了一個月的某農業機械廠的學徒工，因我爺爺是地主成分，而被趕回農村。生產隊見他好歹進過工廠，便安排他進了鐵匠鋪，跟著元國爹學打鐵。當時，元國爹“承包”了這個鐵匠鋪，由於他購進了一批根本無法使用的廢鐵，導致虧損了300多元。這筆債拖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生產隊向他追討，他無力支付，於是想了一個狠招，逼我父親替他支付70元債務。
我父親當時連報酬都沒有，更沒有參與經營，隻不過是一個跟他學揮大錘的學徒，況且，事隔十多年，怎麼突然逼迫我家幫他還債呢？當時，我隻是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我已經知道，這太不公平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元國爹是隊裏的“貧下中農協會主席”（簡稱“貧協”），我爺爺是村裏的地主（我後來才知道，我的爺爺和我的叔祖一樣，既在國民黨軍隊裏當過兵，被俘後也在解放軍裏打過仗，均在1950年前後被精減回家當地主）。政治地位上的天地懸殊，在那樣嚴酷的年代裏是足以致命的。我奶奶哭著吩咐我，要我任何時候都跟著爺爺，特別是當爺爺到廚房裏，或是到村外水塘邊時。我不懂，我奶奶就解釋說：“你爺爺被逼得沒法子，想死了算了。他要把自己的兩隻手綁在背後，倒栽到水缸裏淹死！”
奶奶的哭、奶奶的吩咐，刀子一樣刺在我的心頭。從小學二年級起，我幼小的心靈，就被死亡所籠罩。這是我為什麼對於任何形式的死亡展示與死亡恐嚇，懷著深入骨髓的恐懼與厭惡的根本原因。隻有我才知道，它對於柔弱的心靈有多大的傷害。前不久，看到在家鄉教初中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文章，談自己奉命帶著學生去參加宣判大會的複雜感受。在那次大會上，一位年僅19歲的、隻不過盜竊作案19起、金額不過數萬元人民幣，沒有欠下任何人命的罪犯，竟然被我們的國家機器，當著那麼多充當看客的初中生，甚至小學生的麵綁赴刑場，執行槍決！我記得，我讀那篇文章時流下了悲憫的眼淚。我為那個被惡法所虐殺的孩子哭泣，也為那些不得不參加極不人道、極不文明的所謂“公審公判”大會的孩子們哭泣。我知道，他們遠未成熟的心靈裏，有幾顆子彈從此掠過，引起靈魂深處久久難平的驚悸與恐懼。我固然愛我的國家，但決不愛它為世所病的那堪稱殘酷的一部分，這其中就包括了將無數非暴力犯罪的人，如貪汙分子、盜竊犯，以及其他並未侵犯生命權的財產犯罪者處以極刑的傳統和慣性。
後來，多虧了隊裏領導還算處事公平，沒有強逼我們家代人還債。但是，區區70元人民幣，現在，在舊金山，如果換算成美元，略多於一小時的法定最低時薪，當年卻險些逼出一條人命。這是我童年時上過的深刻一課，讓我知道了什麼叫“貧困”，盡管每篇作文上，我們仍然習慣於用這樣的句子開頭：我們從小過著幸福的生活。
元國爹早就失去了往昔貧協主席的地位。常年打鐵，他的背駝得厲害，一邊幫著培墳，一邊咳嗽。我小時候，記得有一次，村裏有一戶人家打棺材（鄉民們為避諱，常稱之為“壽材”），他曾經為了和別人賭一包雜糖，躺進剛剛打好的棺材裏，和他打賭的另幾個木匠，趕緊將棺材蓋住，將他憋了老半天。他爬出來時，臉憋得通紅，還哈哈地笑。當時，我差點忘了他就是幾年前險些逼死我爺爺的那個鐵匠。
8
我帶著兒子回到美國，生活又回到了平常與寧靜之中。兒子偶爾會想起他在老家村子裏見過的那位奄奄一息的老爺爺。他會催我打電話回去，問候老爺爺，寄點錢給他，希望他好起來。麵對孩子的善良，想起他在家鄉賓館長達40分鍾的痛哭，我實在不忍心告訴他老爺爺已經埋在地下好幾個月了。
叔祖在留給我的那份家史中，在談到自己的後事時，是這樣寫的：
“至於我自己，隻有一句話：人死燈滅。”
我承認，在我2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我還從來沒有寫出過如此形象生動、如此具有情感張力、如此令人悲哀難言的句子。
人死，燈滅。無邊無際的黑暗籠罩著他去的那個世界。
前幾天，打電話給母親，問起村裏的情況。母親猶豫了片刻，告訴了我兩條壞消息：
前些天，元國爹死了。是喝農藥死的。他得了肺癌，在深圳打工的小兒子趕回來，照顧了兩天，又要趕回深圳去了。一位愛開玩笑的村民對元國爹說：“我看你趁你兩個兒子都在家，喝藥死了算啦，何必拖半年一年，那時，兒子回來給你送葬，不又得掏路費？”
當天晚上，元國爹果然喝了農藥。小兒子那天一早上路，往深圳方向趕，在5裏外的鄉場上，被村裏報凶信的村民騎摩托車追上了。省下了兒子的路費，元國爹該瞑目了。
第二條壞消息，母親猶豫得更久，終於在越洋電話那端，講給了我聽：我們村首富程順道的二兒子，也就是前文中所述替我叔祖挖墓穴的那位“大金平”，診斷出患了胃癌，醫院打開他的肚子後，又給縫上，現在已經拖回家來，說是過不了今年的年關。母親帶著哭聲說：“村裏就數這孩子掙錢掙得苦，又是種地，又是開拖拉機跑運輸，還幫人理發，好不容易攢點錢，現在，再多的錢也救不了他的命了。40歲都不到，他的爹媽怎麼想得過喲！”
我在電話這頭，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們那個村子，近年來日漸衰落，像是受了惡咒一樣，死於非命的、絕症的，越來越多了。而在短短的十多年前，這村子裏曾經出過十多個大學生，如今，再也沒有人指望考上大學了。
這個程順道，靠開家庭雜貨店，販賣化肥、農藥，日子比其他村民好過些，錢卻摳得格外緊。他家在村裏人緣不佳，與我們家的關係也不好，他甚至還毆打過我的母親。母親在電話那頭說：“我前頭聽到這個消息，難過得一夜沒睡好。我明天讓你二弟回一趟村裏，看望一下元國爹的愛人，還有大金平，每人給50塊錢，表示一下心意。我們搬進了城，可老屋還在村裏，還是村裏人呢！”對母親的決定，我感到欣慰。
母親在電話裏說，幾十年前原隊長修的地道，通到我家的老屋下麵，現在已經下陷，我一直住到18歲出門遠行的那間臥室，傾斜得嚇人，怕是馬上要倒塌了，問我是不是將它拆除。我吩咐母親，趕緊請鄉親們幫忙拆掉，免得垮塌時傷著了人。
放下電話，我悵然地在電話機旁發呆。在鄉親們日漸凋零、老屋也日漸傾頹的那個小村裏，我是永不回頭的背叛者、土地的逆子；而在我尚不擁有任何物業與土地的美國，回望我的父輩與祖輩，乃至祖祖輩輩生生死死的土地，我默然地流出的，隻能是一行鹹鹹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