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地方隻盛產水稻。
土地肥得很，水渠也多，堰塘也多，天再旱，對莊稼也不礙事。每年的秋收時節，禾場上便布滿一堆堆的稻穀，塵土飛揚的石頭公路上板車、拖拉機滿載著糧食，吃力地行進，一幅豐收的景象。可是，無論每畝地產稻穀一千斤還是一千二百斤，無論是種植傳統的稻種還是換種五塊錢一斤的雜交稻種，那地方總是一個“窮”字。
說窮，當然顯得有點不仁不義，尤其是我這樣一個離鄉日久的遊子，說自己的故鄉窮猶如說自己的母親醜。故鄉位於千裏沃野的江漢平原上，它所隸屬的那個省在地理書上有“千湖之省”的美稱。而我的老家，曆來被認為是“魚米之鄉”。除了米之外，魚也是故鄉的特產，“魚羹稻飯常餐也”。吃新米煮的大米飯，喝鮮魚的魚湯，是辛棄疾、陶潛這些古人歸隱田園鄉村時夢想的飲食。奇怪的是，盡管米儲於倉，魚遊於塘，家鄉的父老鄉親仍是一個“窮”字。這一切都怨該死的水稻。
水稻命賤，有水有土就能生長，偏偏那地方土質又肥沃，水源也充足，所以，每畝地打它個千二百斤，不算什麼稀罕事兒。糧站對水稻的收購價格，已逐年下降，最低時降到了一毛多錢一斤，而這期間，化肥的價格、水的價格，所有工業品的價格，都大大提高了。還有集體提留款，占每畝地收入的三分之一，還有名目繁多的攤派和扣款。結果，農民一年辛苦下來，隻掙下了一倉口糧，供全家人吃到第二年的秋糧登倉。
當我在遠離水稻的外省省城，在一棟17層高的大廈裏，在舒適寬敞的辦公室中和一位同事談起故鄉的景況時，一位實習生睜大了驚奇的眼睛。她不理解茅盾的小說《春蠶》。為什麼蠶繭豐收了，老通寶這樣勤勞的蠶農卻破了產？我很不恰當地吟詠了屈原的兩句詩，來表達我對於我出生並長大成人的那片土地的深刻同情：“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那位年長的同事好心地勸我，不要隨便瞎說，年輕人還不懂得“禍從口出”的道理。
具有農業常識的人都知道，種植水稻是整個農業生產勞動強度最大的一種。從插秧到割稻，人不知要脫幾層皮。插秧的時候，尚在四月，田水仍寒，天不亮就得起床，穿著雨衣泡在田裏—那時，正趕上雨季，淫雨霏霏。沒有插過秧的人，不會知道腰板錐心疼痛是一種什麼滋味，“臉朝黃土背朝天”又是一種什麼滋味。田裏有時還有螞蟥，叮著農民黝黑的小腿肚吸個不停。割穀的時候，那又是另外一番苦，一年中最熱的日子，太陽毒毒地當背烤，密匝匝的莊稼地裏一絲兒風也沒有。你揮鐮割下第一把稻穀，背上的衣服就濕了一大片，也不知道是割下的穀多，還是灑在田裏的汗珠兒多。水壺就放在田埂的陰涼處，喝一口，茶卻熱得像開水。這樣悶熱的天氣，最容易下大暴雨。農民們一邊趕牛車，拖著沉重的石滾碾壓稻穀，一邊驚惶地觀望天色，生怕天邊陡地冒起一朵黑雲，遠處隱隱傳來一陣雷聲。冰冷的暴雨往往傾盆而下，這時的禾場便慌亂一團，任什麼人都必須豁出命去搶救登場的糧食。穀子淋了雨就要膨脹、發芽，那就意味著一年的辛苦已付諸東流。在這種時候，即使是正來月經的年輕女人，也不敢跑到屋簷下避雨，因而有不少人落下頑固的婦科病。
插秧、割稻是種植水稻的兩大忙季，而一個糧農最大的苦惱還不在於此。如何把一車一車金黃的糧食不扮笑臉、不求人地、體麵地賣掉，才是農民最關心的問題。糧站通常建在公路邊，每逢收糧季節，公路上便排起了綿延數裏的賣糧長隊，而途經此處的一切其他車輛，都不得不繞道而行。賣糧都帶著草席、幹糧和水，晚上就把席子鋪在板車、拖拉機下，一邊守糧，一邊睡覺。有時要等兩三天，才能輪到你。糧檢員拿一根尖尖的鐵管，終於插進你的糧袋，如果說一聲“不合格”，你就隻好肚裏罵娘，嘴上求情，最終還是不得不把糧食拖回去。